易中天在表达历史研究写作的宏愿，他提出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的使命——“重写中华史”——是不是就是“精神出了问题”，易中天有没有书写“历史”的权利？

    记得爱默生在他的《历史》（见《美的透视——爱默生散文选》，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88年9月第一版）篇中谈到了我们与历史的关系：每个人都好比一个小小的海港，一旦他取得说理的权利，就会成为整个领域中的一个自由人。人文史与自然史，艺术史和文学史都必须从个人的历史来解释，否则只停留在词语上。这说明，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历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和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每一个人与历史精神、历史的共同心灵有着广泛性的关系，并被历史所决定，而人不可能处在历史之中却不去时时努力地表达他自己的历史感。这就像易中天所说的那样，面对自己的历史，“建立文化系统，找到人生坐标，实现身份认同”，“因此，必须重写中华史”。

    易中天说，他写“中华史”的目的，就是要回答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会要面对的普遍追寻和终极追问，“我们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我们民族来说，要“明确无误地回答什么是‘中华根’，什么是‘中华梦’，什么是‘中华魂’，什么是‘中华文明’”，解开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历史而不衰的这个谜，书写人们“不知道和想知道”的历史。这体现的是一种历史责任。历史学告诉我们，研究历史是自我认识的一种形式，在历史中，我们必须不断地返回我们自身，来力图追忆和实现我们过去的全部经验，而不是使之埋没。

    历史学所寻求的关于我们自身的知识，就是我们通过对历史顺序和历史的节奏的描述和解释，通过历史的回忆方式，找到通向历史世界的线索，这种历史思想并不超出事物事件的经验实在，而是把这种实在浇铸成一种新的样态，给它一个新的理想存在，来填补历史观察资料中的空白观点和看法。

    易中天说：《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资治通鉴》则是可供统治者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正因为如此，“与统治无关的史料，自然是视而不见；与王道无关的思想，也自然只字不提。不提倒也不是故意屏蔽，而是根本就不可能有那样的研究。”所以，要重写中华史，“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因为，“汗牛充栋的各类中华史大多没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也难得与其他文明相比较。”

    易中天对历史资料的取材，他所关注的历史事实，或许已不是我们通常在历史教科书中见到的那些巨大的历史重要事件，而可能是对一般的进程影响不大的历史生活，但是，他这种描述和解释历史的方式，具有了新的历史眼光，是不再沿用和重复过去的历史方法和历史观点，而是试图建立自己的新的历史逻辑，以不同于他人的自己对待历史的方法和态度，来获得历史新知。

    有历史学家说得好，历史学家的使命，是在世界历史的伟大审判中，必须为判决作准备而不是宣布判决，这是历史最高的道德责任感。易中天说，“卓然特立的是中华文明。奇怪，为什么只有我们民族，不但能够建立，还长期维持着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为什么这样一种强大的文明，在西方的凌厉攻势下却只有招架之功？在未来岁月里，它还能再次雄起，震撼世界，影响全球吗？”这是把中华文明置于“国际背景和全球视野”来看待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了。但是，“我现在还不能确定自己能否全部解答这些问题，36卷不走完是得不出这个答案的，只能走完这一轮的风景后，才能总结出一个答案——也可能给不了答案。但是，阶段性结论还是会有的。”这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注重的是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或许只有这样，一部新的历史著作才可能扩大我们的历史视野，为我们提供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广阔的历史研究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