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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古代政治:所谓民主制是贫民需要领导者庇护

浏览次数:1504      日期:2013-04-27

    [导读]芬利并非否认声望、领袖魅力、祖宗法度的作用,然而他更关心“不同阶级公民之间的物质关系”、“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物质关系”,亦即政治权威的“物质基础”。

    在古代雅典举行的一次陶片放逐法投票中,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请求身边的人在他的陶片上刻上某个人的名字。身边的人问这个农民那人做了什么坏事,农民回答说:“没做什么。我根本不认识他,但我厌恶到处有人称他为‘公正者’。”当然,这个“身边的人”正巧是农民提到的那个名字的本人,而他老老实实地按照要求刻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个故事我以前读到过两次,一次是在高中的历史课本,还有一次是在本科的西方文化课上。由此,它多少塑造了我对“陶片放逐法”以及那个“民主的”古希腊世界的想象。最近又一次读到了这个故事,是在芬利的《古代世界的政治》。芬利告诉我们,这个多次被援引的故事来自普鲁塔克的《阿里斯提德传》,而其记载大多是“道德说教式的虚构”。作为雅典人众多的制度创新之一,陶片放逐法是在僭主统治垮台之后,民主政体建立之时制定的,即通过至少六千人的投票,把某个明显成功的民众领袖放逐十年,以防止出现另一僭主。这个制度很快就被政客们视为消灭对手的有效途径:据记载,其时当两方矛盾达到顶点,其中一方可能遭到放逐之际,他们便联合起来成功说服其支持者投票放逐了第三方。芬利认为,这种消灭对手的方法正体现了古代世界的“口头文化”内涵:“如果从肉体上把某个人移走,他就无法和公民群体交流了。”

    关于西方古代城邦类似的放逐制度,我不久前在另一本书上也看到了解释。那本书是马克斯·韦伯比较西方古代城邦和中世纪城市的《城市》,韦伯认为这种制度之发明乃是城邦内的望族对于战地统帅疑虑重重之故。事实上,能够看出,韦伯的《城市》乃至“韦伯”,都对芬利这本书有不小的影响。比如,在《古代世界的政治》简述古代城邦大略的第一章,其注释里多次提到了韦伯的相关讨论。而在我看来,芬利第二章关于“权威与庇护”的讨论,则可以说是以黑格尔的主奴关系阐释并回应了韦伯“支配和正当性”的主题。我们知道,政治的稳定是基于所有阶级对于“一定意义上地位不平等”之正当合理的接受。其时,城邦公民群体的相当一部分——他们都有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总面临着无法维持生计的威胁,他们期望从领导者那里获得“生存危机保障”,换言之,他们需要“被庇护”。希腊罗马贵族因其财富,便可以庇护穷人而获得权力。在古代世界“面对面社会”和“口头文化”的前提下,所谓民主制,事实上是庇护制和城邦体制融合的结果。也就是说,国家和贵族双方对于农民贫困的关注,是为了争夺公民的投票。芬利并非否认声望、领袖魅力、祖宗法度的作用,然而他更关心“不同阶级公民之间的物质关系”、“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物质关系”,亦即政治权威的“物质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芬利否认了希腊民主制导致了“地域取代血缘”这一违背史料的说法(而韦伯持此说)。我想指出的是,和韦伯的著作相比,芬利的著作更“唯物”,更多了些“黑格尔-马克思”,尽管他在本书开篇分析古代的阶级时,把这种分析方法上溯到了亚里士多德。

    不可否认,马克思和韦伯的幽灵一直缠绕着我们,像“去政治化”和民主制“代表性危机”样的问题,就要上溯到他们(比如韦伯关于罗马护民官的讨论)。在新一辑《区域:亚洲研究论丛——重新思考二十世纪》中所收录的一个讨论里,意大利学者鲁索描述的以下过程仿佛就体现了“马克思”和“韦伯”的纠缠:因为资本主义的工人-工厂体现了某种“非社会化”,社会主义国家便制造了“单位”这一“国家建制”以平衡对抗之,而这在鲁索看来是“社会性的虚假形式”。此外,社会主义的“劳动英雄”则是某种“压抑性的修辞”,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规训。所以,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便有了试图再政治化的工人行动主义,而这恰恰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危机的根源,由此又能联系到当下全球范围内政党国家危机。

    韦伯喜欢强调行政形式本身的规律,所以他才能在不同时代的政治体制之间进行比较,当下的我们或许既不能丢掉“韦伯”也不能丢掉“马克思”,更应该学习古人创新制度的精神,去展望“二十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