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教育程度指标看，高中是一个转折点，在高中之后，被调查者的政治态度向右向中间的人数超过平均水平。到研究生部分的被调查者会义无反顾地往右走，右的比例大幅度提高。

 

张明澍，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资料照片

 

    我们政治文化中伦理主义占的成分比较大，要德治优于法治，信赖人多于信赖制度。希望用政治来“扬善”。

    调查结果出乎意料，左的比例比较大，右的比例相当低（左的比例是38%，中间的是51%，右的比例是11%）。

    2011年，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明澍时隔20余年又一次进行了“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与研究”，这一次他选取了北京、深圳、孝感、榆树4个地区的1750个抽样样本，回答了“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等问题。在抽样里他特意选择了与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中基本相符的受教育程度、性别等数据一致的样本，希望反映出真实的当下国民对民主的态度，他的调查结果本月汇集成《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一书，本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昨日张明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本次调查背后的故事。

    【谈调查】

    接近人口普查的主要指标

    新京报：这次调查的背景是什么？

    张明澍：类似的调查我1988年做过一次，叫“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研究”，当时做完也出了一本书，叫《中国“政治人”》，有一点影响。后来经常开会时就会有人建议我再做一次这样的调查，可以把两者比较一下，后来有机会时，我就申请了这个项目。还有一个背景是，社科院每年专门有国情调研的项目，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括。这一次调查完成以后，出了现在这本书《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

    新京报：在问卷设计上和上一次重合度高吗？

    张明澍：问卷设计和1988年那次有些关系，考虑到要和当时的结果进行比较，但这次关注的重点更体现现在的时代特点，比如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比较集中在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即了解中国民众想要什么样的民主这个问题上。1988年那次一共有29个问题，这次是30个问题，书里看起来比较多，是因为把一些问题拆开了。问题包括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对政治、对民主的理解；第二块是政治参与态度和参与经验，比如投票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等，你实际参加投票的情形；第三块是政治知识的掌握，比如知不知道十八大什么时候开，十八大的重要性是什么。这里面政治观念是最核心的一块。后面两块的问题设置和1988年基本一样，只是有一些因应时代背景变化而产生的措辞改变。

    新京报：在调查取样上是否都是一样的城市？

    张明澍：1988年是委托国家统计局团委，用他们在地方入户调查的网络，抽了大约12个城市。这一次我委托的是北京市统计信息咨询中心，是跟他们签订合同提出要求和标准，要求更严格一些。这一次抽样的主要指标大致上跟全国人口普查指标接近，当时我提出的要求是要反映全国城镇18岁以上人口的情况。现在来看，比较接近人口普查的主要指标，包括教育、年龄、性别，特别是这次样本的教育程度和全国普查的比较接近，比大多数同类调查的教育程度要低。也因为这样，结果出来，知识层觉得不好接受。实际上这是跟样本的教育程度较低有直接联系。我认为这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情况。当然我也同意知识分子在社会里的影响可能更大，但是我这次就是针对一般民众做的调查，从书里面可以看到受教育更高人群的特点。

    【谈结果】

    60后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新京报：结果出来出乎意料吗？

    张明澍：调查中有一些问题问到了人们对于西方化的看法。可以根据对西方化抵制、赞成，或者不完全抵制也不完全赞成，按照我们比较习惯的说法，把人们的立场划分为左中右。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出乎意料的地方，第一是左的比例比较大，第二是右的比例相当低（左的比例是38%，中间的是51%），因为平时我身处于知识界，大家坐在一起还是谈论，还是对现状批评的比较多，希望向西方学习的比较多。第三是没想到，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接受主流媒体导向的，也就是中的这一部分。因为现在主流媒体基本上就是在左和右之间保持一个平衡，并不是曾经的那样明显的左。冷静下来思考，如果跳出知识分子的圈子，到底层观察身边的人，比如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其实和这个调查结果是差不多的，书里边提出的左中右比较跟现实还是很靠谱的。

    新京报：人们的认知是否有明显的转折点？

    张明澍：教育程度指标看，高中是一个转折点，在高中之后，被调查者的政治态度向右向中间的人数超过平均水平。在高中跟大学的被调查者，处于中间部分的比例比较大，只有到研究生部分的被调查者会义无反顾地往右走，右的比例大幅度提高。

    新京报：在书中你也提到60后也是一个分水岭。

    张明澍：以年龄分60后是个转折点，过了60后，越年轻的人观念上越倾向中间化和西方化，包括在政治观念和参与态度上。但是在另一个方向上，就是，在具体实践部分，比如实际的政治参与行为，还有掌握政治知识，也就是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做事情的时候，60后、50后、40后，年龄越大情况越好一些。所以我归纳说，在想和说的方面，是“60后定律”，在做的方面是“倒60后定律”。

   【谈原因】

    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大有区别

    新京报：中国人对政治的期待，具体有怎样的特点？

    张明澍：第一，中国人想要的，德治优于法治，信赖人多于信赖制度。第二，重视实质和内容，超过重视形式和程序。第三，解决腐败和监督政府，优先于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第四，协商优先于表决。第五，中国的民主而不是外国的民主。不管中国还是外国，公民关注政治时首先关心和自己最相关的部分，现在腐败现象严重，这种情况下这一点被公民排在优先位置是合理的。这是中国的伦理主义政治文化问题。这种文化希望政府把民众作为家庭成员一样来关心，比如我们常说的爱民如子。

    新京报：你总结出的5个特点，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张明澍：原因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伦理主义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伦理主义的因素大于超过了科学主义，也就是实事求是的因素。在书里我引用了一幅图，是儒家文化分布圈，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都有伦理主义趋势。我们政治文化现在伦理主义占的成分比较大，比如对领导人的道德要求高，希望政府关怀民众，希望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领导作用。其实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政治的看法从根上就不一样。西方人希望用政治来“抑恶”，政府要保证一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和幸福时不要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中国人是希望用政治来“扬善”，要通过政治形式把善的事情发扬光大，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有政府和领导来指引我怎么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