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鲁迅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对于不少通俗的和文言的古典小说，早年的鲁迅都下过一番搜求、辑佚、校订和文本揣摩的功夫。纪晓岚的《阅微》在文言小说史上广有影响，自然是鲁迅重点关注和悉心研究的对象，因此，鲁迅对纪晓岚更多更直接的“正说”，是透过品评《阅微》来完成的。

    近年来，常从电视上看到一个博雅、幽默、妙语连珠的纪晓岚，因为知道其中包含了太多的“戏说”，所以每当这时，便禁不住想起鲁迅有关纪晓岚的那一番“正说”。在我看来，时至大众狂欢的今天，对于纪晓岚其人，做点好玩的“戏说”固然无可非议；而重温一下鲁迅严肃的“正说”也不算多余。因为后者不仅把一个更为丰富、深邃，也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纪晓岚展现给了世人，而且还在有关纪晓岚的解读中折射出属于鲁迅的社会洞察、学术评价和审美眼光，即一种足以启迪现代人的独特的精神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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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一些文人的高度赞美截然相反，鲁迅对于由皇帝下令编纂的《四库全书》，很是不以为然。他的《病后杂谈之余》这样写道：“ 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之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接下来，鲁迅概而言之：“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于是，清人的行为和“明人好刻古书”、“今人标点古书”一起，成为鲁迅笔下古书命运的“三大厄”。对照《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应当承认，鲁迅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确实道出了某种历史真实。据安平秋、章培恒主编的《中国禁书大观》介绍：乾隆敕命编纂《四库全书》的根本目的，在于剿灭一切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思想和言论。为此，他多次诏谕督抚学政和四库馆臣，层层细查自各地征集而来的图书，一旦发现其中有“毁誉任意，传闻异辞”的现象或“抵触本朝之语”，立即予以“抽毁”或“全毁”。据不完全统计，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下诏征书，到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复查完毕，为编纂《四库全书》而被全毁的书籍达2453种，被抽毁的书籍达402种，分别占全书收入书籍3470种的四分之三和八分之一弱。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对古书而言，果真无异于一场灾难与浩劫！唯其如此，窃以为，鲁迅对《四库全书》的评价，虽然不能说十分全面周到，但却无疑击中了其要害性的疮疤和软肋。而支撑着这种评价的，则是鲁迅一贯的精神风骨：对皇权专制和虚伪的无情揭露与严厉鞭挞，对世间一切“瞒和骗”行为与言论的深恶痛绝，穷追猛打。

    鲁迅猛烈抨击《四库全书》编纂中的“毁书”现象，不过其锋芒所指，始终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和决策者的乾隆皇帝；而对于纪晓岚，并不曾加以訾议和追究。如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在谈到纪晓岚与《四库全书》的关系时，就只是心平气和地客观介绍：纪昀“总纂《四库全书》。绾书局者十三年。一生精力，悉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中，故他撰著甚少。”而鲁迅之所以要将纪晓岚从“毁书”劫难的责任人中剥离出来，当然不是基于个人好恶的“为贤者讳”，而是因为他太了解清代的社会氛围、文化政策和朝廷的规则与潜规则了——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纪晓岚虽有总纂官之名，但实际上不过是一个高级打工仔，不仅取舍标准、生杀决断乃至行文立意，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循和体现乾隆的旨意，而且有些时候，还不得不假装愚钝，自留破绽，上呈御览，以甘受申斥乃至罚俸为代价，让乾隆找到“高人一筹”的感觉。用孙犁的话说就是“投其所好”，借助“这样的自屈自卑，以增强统治者的自尊自是感”（《关于纪昀的通信》）。在这种情况下，若将纪晓岚归入“毁书”党，不单单是冤枉了纪氏本人，而且还在无形中为皇帝减轻了罪责。鲁迅当然不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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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对于不少通俗的和文言的古典小说，早年的鲁迅都下过一番搜求、辑佚、校订和文本揣摩的功夫。纪晓岚的《阅微》在文言小说史上广有影响，自然是鲁迅重点关注和悉心研究的对象，因此，鲁迅对纪晓岚更多更直接的“正说”，是透过品评《阅微》来完成的。

    在鲁迅看来，一部《阅微》独具匠心，别有追求，用非常个性化的文体营造和语言表达，开辟了文言小说的新路径与新气象，是不乏小说史和文学史意义的。

    第一，对于《阅微》不宜用今天一般的小说标准来衡量，它行文的“偏于议论”，如果放在更为开阔的文学乃至文章空间里加以审视，自有其特殊的文本价值和社会意义。

    《阅微》甫一面世，曾获得不少拥趸和赞赏。然而，历史进入现代，西体小说逐渐占据文坛正宗地位，其相应的趣味、理念亦随之成为衡量小说作品优劣高下的新的圭臬与准绳。在这种情况下，针对《阅微》的负面评价多了起来。这当中极重要的一条便是，作为小说，《阅微》说理和议论太多，以致降低了自身的文学性。如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认为：《阅微》“过偏于议论，且其目的为求有益人心，已失去了文学的意义”。而张兵、聂付生在不久前推出的《中国小说史略疏识》中仍写道：“《聊斋志异》以文胜，《阅微草堂笔记》以理胜，两者本各有所长。以审美衡之，说理见长的《阅微草堂笔记》终隔一层。”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论著时，上述说法尚未出现，不过，由于他太熟悉文学和文体学，所以对《阅微》未来的接受命运以及它有可能遭遇诟病的地方，似乎已有所察觉和预料，为此，他选择另一种思路和角度，来谈该书的“偏于议论”。

    鲁迅指出：一部《阅微》之所以“过偏于议论，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这就是说，在鲁迅眼里，纪晓岚撰写《阅微》，尽管自谓“姑以消遣岁月而已”，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没有满足于猎奇狐鬼和游戏笔墨，而是自设了另一种严肃和高远的追求：文以载道，化育人心。即纪氏所谓：“街谈巷议，或有意于劝惩”；“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可以设想，当这样的追求成为著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行文的“偏于议论”便成了近乎必然的事情。

    毋庸讳言，在现代小说注重人物和强调形象的语境里，作家热衷于发议论，讲道理，并非明智和恰当的选择；同时过于峻急和功利的耳提面命，也容易导致作品内容的肤浅和直露。但是，现代小说的这种经验和规律并不能通约古代文言小说。后者嫁接整合史传、寓言、考辨、笔谈、杂俎等诸多元素而成的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文体形态，实际上更接近今天的散文、小品或杂文。这决定了其作品不可能以塑造人物、描绘形象为唯一和最高任务，而是呈现出缤纷、复杂和多元的取向。其中大的旨趣虽迥异于经史，但在笔墨挥洒之间辨善恶，明人伦，寓劝惩，化人心，仍是一种或隐或显、相对稳定的精神色调。应当承认，文言小说这种最终对应着儒家文化大背景的价值追求，迄今仍有积极合理的因子，我们不能一概否定。唯其如此，后人评价《阅微》的“偏于议论”，与其依据现代小说的种种圭臬作方枘圆凿的褒贬，不如将其置于更为宽泛的古代散文和文章世界加以考察，看它究竟收获了怎样的传播效果。鲁迅正是这样做的。这时，他发现《阅微》的议论独具魅力：“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鲁迅的这段评价华美凝练，言简意赅。它不仅生动概括了《阅微》叙事的睿智风度和语言的理趣之美；而且在文学史研究的眼界和方法层面另辟蹊径，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启迪。

    第二，一部《阅微》将作家既定的文体选择化作成功的艺术实践，其叙事笔墨平淡简约，质朴自然，远离雕琢、浮艳与铺排，故而风格独到，魅力沛然。

    《阅微》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这对于纪晓岚来说，固然是才情与灵智的显露，但更重要的，还是他从丰厚的学养和开阔的视野出发，抓住文学的脉络与现象，自觉扬弃和积极探索的结果。关于这点，纪氏曾结合对《聊斋》的分析评价，留下过坦率而详细的夫子自道：“《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天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声。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盛时彦《姑妄听之·跋》）在这段话里，纪晓岚指出了《聊斋》的两点失误：一是让重在纪实的六朝小说和重在虚构的唐代传奇并存于一身，破坏了文体的纯粹性和统一性；二是既然不是自叙之文，却又将两性情态写得栩栩如生，有如作者身临其境，这不合事理。正因为如此，纪氏写《阅微》走的是远离“随意装点”，专记“如是我闻”，即避开“才子之笔”而恪守“著书者之笔”的路子。用其门人盛时彦的话说就是：“迭矩重规，毫厘不失，灼然与才子之笔，分路而扬镳。”

    面对纪晓岚的这一番苦心，深谙古代文言小说沿革流变和文体差异的鲁迅，自有敏锐而清晰的洞察。为此，他在自己的小说史论著里一再指出：《阅微》“虽‘聊以遣日’之书，而立法甚严。举其体要，则在尚质黜华，追踪晋、宋。”《阅微》“完全模仿六朝，尚质黜华，叙述简古，力避唐人的做法。”质之以《阅微》的文本实际，应当承认，鲁迅的观点高屋建瓴，要言不烦，不仅沿着文言小说的发展线索，道出了《阅微》规避唐人，远接六朝，返祖晋、宋而又自出机杼的定位与追求，而且从整体风格的层面肯定了《阅微》“尚质黜华”的艺术特点与成就，即为文平淡简约，不事铺排；质朴自然，祛除华艳，从而于《聊斋》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之外，开辟了清代文言小说的另一流派，同时也有效地丰富了这类小说的艺术矿富。我想如果纪晓岚地下有知，他应该称鲁迅为知音。

    当然，在阐发《阅微》的文脉和成就时，鲁迅也察觉到作家文学观念的拘谨和欠缺。鲁迅认为，纪晓岚对《聊斋》的诟病实属误读，而这种误读之所以产生，则因为纪氏与文学创作终究隔膜。关于这点，鲁迅在《怎么写》中有着辟透的说明：“纪晓岚攻击蒲留仙的《聊斋志异》，就在这一点。两人密语，绝不肯泄，又不为第三人所闻，作者何从知之？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竭力只写事状，而避去心思和密语。但有时又落了自设的陷阱……他的支绌的原因，是在要使读者信一切所写为事实，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所以一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如果他先意识到这一切是创作，即是他个人的造作，便自然没有一切挂碍了。”这段话不仅道出了纪氏和《阅微》的局限，而且有助于人们了解古今多种文体的表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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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学世界里，作家与作品自有一种互文关系，论者品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品评作家，鲁迅品评《阅微》亦可作如是观。他围绕《阅微》所进行的一些阐述，很自然地切入了纪晓岚的精神层面与观念世界，实际上是针对作家的一种剖析与解读。

    一是关于纪晓岚的思想倾向。

    纪晓岚饱读诗书，科甲入仕，行走朝堂，位高望重。就存在决定意识的角度看，他的思想观念当然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大藩篱与大坐标，也必然带有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面。不过作为儒家文化的信奉者，纪晓岚并不像许多同类那样，一味迂腐僵化，死守教条，相反，他能够凭着孤直的天性，从人情物理和生活真实出发，每每揭露和抨击宋明理学禁锢之下道学家的种种不通与不堪。对此，很是欣赏纪晓岚和《阅微》的清人俞鸿渐，曾以“微嫌其中排击宋儒语过多”略表遗憾。而鲁迅则从正面加以肯定：“昀又‘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谈，标榜门户’（盛序语），其处事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书中有触即发，与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者正等。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他还说：纪晓岚“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显然，鲁迅由衷激赏纪晓岚身上所具有的“处事贵宽，论人欲恕”的品性，尤其是激赏纪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意识与攻击力量。由于这种激赏站到了历史嬗递之后的现代高度，且融入了一个精神界战士的目光与理念，所以是经得起岁月检验和时光淘洗的。

    二是关于纪晓岚对神怪狐鬼的态度。

    一部《阅微》，每每搜神志怪、屡屡谈狐说鬼。面对这样一些内容，人们在称奇道妄之余，自会禁不住发问：纪晓岚是否真的相信神怪狐鬼之道？平心而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太多的东方神秘主义成分，也由于纪氏笔下的神怪狐鬼，总是或皮里阳秋或煞有介事，所以要准确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容易，一些研究者在这方面也多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但鲁迅还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阅微》的“材料大抵自造，多借狐鬼的话，以攻击社会。据我看来，他自己是不信狐鬼的，不过他以为对于一般愚民，却不得不以神道设教。”鲁迅的看法无疑是一家之言，但也未必就是不刊之论，细细体味其文意和语气，我们能够下一断语的庶几是：对于纪晓岚用“神道设教”以教导“一般愚民”的做法，鲁迅并不反感，而是给予了很大程度的理解、宽容乃至肯定。之所以如此，则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教文化的态度，以及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的了解密切相关。

    鲁迅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意思按我的理解应当是：较之充盈着庙堂色彩的儒家文化和浸透了宗教意味的佛家文化，道家文化更具备民间气息，也更贴近人间烟火，因此，它无形中适应了社会底层民众的心理需要，成了他们在高压和艰窘之中聊以自慰的精神甘露。正因为如此，接受了现代文明的鲁迅，没有简单绝对地否定道家文化以及它在社会中的传播和流布——那样做无异于摧毁底层民众最后一点精神乐趣，因而是残酷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情愿体谅和认可纪晓岚的“以神道设教”。然而，鲁迅又清楚地知道，道家文化毕竟是虚幻和迷信的东西，有着麻醉和欺骗的巨大毒性。这当中的曲直利害，民众可以暂且不论，但知识者却必须洞悉在先，真相在握，最终引领民众的觉悟。这庶几是“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破恶声论》）的终极意义。大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鲁迅不无推测和想象地判断：纪晓岚“是不信狐鬼的”。这时，鲁迅实际上是将自己对知识分子的某种期待，送给了纪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