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受日本立教大学影响很大。立教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他在里面接触了古希腊文。所以他后来当汉奸以后，在中国翻译了古希腊的悲剧和古希腊的经典文化，贡献很大。那么他的英文、日文也都很好，他具有一种学识和精神上的穿透力。所以回国后，他在北大教书，写了中国第一本《西方文学史》，并倡议成立了北大东语系。北大关于儿童学、儿童文学、生物学、性心理学，特别是女性研究和儿童研究的很多理念都是周作人最早提出来的。而且我们今天讲的“民俗学”，即是周作人最早翻译过来的。最早的“民俗学”实际上叫“谣俗学”。后来周作人按照日本人的翻译叫做“民俗学”。他遨游于思想，学术世界，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很多问题。他用西方现代新兴学说作为参照物进行对比，发现了很多问题。所以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当时胡适先生提出来要“文学改良”，陈独秀提出要“文学革命”。但是文学改良在周作人、胡适看来只不过是用一种白话文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表达现代人的情欲。但是现代人的情欲和思想到底是什么？他们没有说清楚。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里边他强调了贫民的文学，强调了写实的文学，用写实来代表山林，用贫民文学来对抗贵族的文学。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理论口号。

周作人批判中国文化太讲功利

新文学是什么？鲁迅也没有提出来新文学是什么，但是周作人提出来了。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就提出来了。周作人眼中的“新文化运动”，是通过一篇著名的文章《人的文学》阐释的，提出了“人的文学”。我们传统文化里并没有个人，我们只有天下，有君权，有皇帝。那么人的文学是什么，他把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强调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勾勒出来，指出中国文学，中国传统文学里乌七八糟的东西太多，非人性的东西太多。江湖匪气，流民的打家劫舍类造反的东西太多。士大夫为了皇权，奴态的跪着写作，歌功颂德的东西，没有个人，没有人的东西，没有人气，文学里缺少的是个性张扬的东西。即便有，也是在皇权和儒家的支持下的一种温情脉脉的关照，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紧接着周作人写了许多文章关于平民文学，关于写实文学，关于文化当中超孤立的问题，特别是周作人对中国文化当中“功利主义”盛行，八股文四溢这种情况的警惕，在五四时期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一种绝响，它深深地吸引着当时的读者。中国传统文人写文章是八股，凭借八股取士。“唐宋八大家”里他最讨厌韩愈，在他看来，韩愈的写作就是一种先验理性下的写作，是一种程序化、套路化，而没有个人精神的写作。八股文今天非常厉害，我们今天看报纸杂志很多很多到处都是八股文，党八股、学术八股，什么八股都有。

周作人对八股的批判是很深切的，他提出中国文化太讲功利。他研究古希腊，他认为古希腊的文化是超越功利的，不是一切为了功利，不是一切为了有用。我们看《论语》，《论语》里边除了个别章节比较精彩，有人性的温情在里面之外，大多数讲的是用，治人。孔夫子替统治者想出一套治人的办法：人怎么被治，社会怎么样有秩序，如何在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状态下建立社会秩序。所以东汉之后，儒家的思想在统治权术的话语下发展，就是一种在功利主义模式下的文化，没有古希腊文化的那种超功利的精神：心灵和上苍交流，远离各种利害关系，赤身裸体面对上苍。这也是为什么古希腊能产生那么多的精神巨人的原因。所以他提出中国要创造新的文学，新的文化，必须要有一种超越功利的思想。这个思想在五四时期吸引了一大批人，形成了一个以周作人为核心的“苦雨斋”群落。

当时北京有两个沙龙，一个是“太太沙龙”，一个就是周作人家里的沙龙。“太太沙龙”是林徽因主办的。当时一些留学回来的学者，包括一些清华教授，像朱光潜，他们讨论诗歌讨论戏剧，是比较高雅的，半是贵族半是诗人的沙龙。周作人的沙龙就更有意思，胡适、蔡元培、刘半农等等一大批人都聚集在一起，强调为学术而学术，远离革命，远离社会的暴力和冲突，想要建立一个温馨自由的学术环境。周作人有意无意中成为北京“京派文化”学术界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是必然

一九一九年，周氏兄弟一起搬到了八道湾。周作人是于鲁迅后来到北京的。他来到北京与鲁迅还是不错的。但鲁迅身上的“长兄为父”的潜在心理使周作人有一种压迫感。在日本留学时，他们经常做翻译，周作人特别懒，早上起不来，鲁迅看到他还在睡觉，会把他揪起来用鞋底抽他。鲁迅有暴力倾向。鲁迅发脾气，他胆子小，不敢怎样。一九二四年，两人就分道扬镳了，关于他们两人为什么分道扬镳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在一九九七年出版了一本《鲁迅与周作人》，那本书印了两万册，很多人买来看为什么他们两人分手。大家一看很失望，因为没有写，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分手了。有人说是周作人的夫人离间，有人说是鲁迅窥探他们之间的私人生活，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考证，可惜我考证不出来。其实即便没有家庭的恩怨，没有周作人的个人原因，两个人分手也是必然的。一个大家族是不符合现代人的生活理念的。生活方式三代同堂，不符合现代人的规律，而且强调个性主义的鲁迅和周作人根本不可能在一种共有的原则下生活。所以我觉得两个人都有责任，周作人的责任可能更大。我们从六十年代周作人的日记中发现，他的夫人在精神上。是有一点点问题。但我想家庭的问题说不清楚，更多的还是归因于两个人的个性。那么有才华的一个教授，每天在自己哥哥的领域下生活，实在是太憋屈，所以他们最后分手是很正常的。

有意思的是，他们在没分手前，两个人的文章，精神血脉，可以说是紧紧交织在一起的。他们在一起翻译过域外小说集，即是中国最早用文言文翻译现代东欧的文学，当然在此之前有林语堂的副译本，还有很多人的副译本，但是周氏兄弟的翻译是有现代意识的。他们合作翻译日本现代小说集。而最早出版的几本书，鲁迅并不署自己的名字，是以周作人的名字出版的。而且他们的观点惊人的一致。周作人不断地在介绍西洋和日本的各种各样的理论，希望中国的新文学能出现点什么。鲁迅从来不谈理论，但最后通过创作实践，把周作人期盼的东西都落到了实处，这是兄弟两人对“五四新文化”的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