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靠什么维持统一局面，并不断发展的？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过去几十年来，有些人，似乎都是先进青年，一直传播这样一种看法：统一不好，因为，统一必然带来专制。相反，分散的小国寡民最好，那样，国家之间可以相互竞争，从而可以扩展自由。

乍看之下，这种说法蛮有道理。分散的欧洲成就了繁荣和自由，似乎确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但略微了解历史就可发现，国家之间的竞争可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优雅，其间充满了杀戮，甚至死亡。欧洲就是很好的例证，想想两次世界大战吧。因此，二战后，欧洲人开始一体化进程，并有欧洲联盟之建立。这个联盟要迈向统一，尽管充满了艰险。

哪怕只从经济角度来看，统一也是一件好事。统一意味着没有边界，意味着统一的货币、标准、法律，意味着各种经济要素以较低成本快速流动，这同时意味着效率和财富。

因此，只要不是太天真，就不应该否认统一的价值。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中，分裂的时间相当之长：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这些时代并不怎么美妙。相反，周、汉、唐、宋、明等统一的时代，则是中国文明最为鼎盛的时代。因此，统一是一种正面的政治价值。

接下来要问，是什么力量维持了统一，在分裂的时代推动了统一，并推动中国文明与政治涵括范围的不断扩展？答案很明显，是儒家，儒家士人群体。

回溯历史，这还得从《论语》第二句话说起：“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周人建立封建制，其治理范围比之殷商大幅度扩大。不过，封建制总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权威下移、共同体解体，欧洲中世纪如此，周代同样如此。就像孔子说的，西周时代，天下有道，也即有礼，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了春秋时代，天下无道，也即礼乐衰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齐桓公、晋文公成为天下霸主。霸主还在维护天下之需，如此进一步演进，霸主也不管用了，而进入了战国。战国时代之各国，各自都成为主权国家。这个局面有点类似于欧洲六、七世纪的局面了。

然而，中国历史却没有停止、固定于如此“分”的状态，而快速走向“合”。根本的力量就在儒家。

孔子的弟子来自远方，不限于鲁、卫、宋等华夏传统邦国，还来自晋、楚等远方各国。孔门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天下”，各国士人自然地生活于精神性团体中，彼此并无任何隔阂。正是来自各方陌生人的群体生活形态，让孔门弟子、让儒家士君子具有明确而自觉的“天下意识”。

儒家之学也是天下视野的。尽管天下正趋向于纷争、分立，但孔子教给弟子者，乃是华夏天下共同之文——六经。孔子、儒家向来是以“天下”为基本思考单位的。比如，他们的理想是行道于天下，而并不仅限于某一国。这一点至关重要。霍布斯、哪怕是卢梭所思考的都是邦国之治，儒家却一直在思考天下。

有“来”则有回。孔门弟子自四方来，随夫子学道，学成之后，大多数会返回其所来处。比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 当然，现在，他的生命已与此前不同了。他学有所成，他具有治国平天下之理想。借助这种方式，儒家理念，也即华夏文明，向远方扩展。这就是华夏文明共同体范围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甚至是核心因素。

由此一来一回，五帝三王之道、孔子之术传播天下。由此，有儒生的地方，就有中国文明，就是中国之人文化成，而形成一个天下范围的士君子群体，一种共同的理想开始普遍化于华夏天下。这是华夏天下最为重要的联结纽带。这些儒家士君子也许在最为偏僻的角落成为社会的现场治理者，但他们的知识、理想却是普遍的，他们总是心怀天下。

因此，孔子开创之学从一开始就是天下之学，并且塑造了一个散居天下、并具有坚定天下意识的士人团体。当政治权力趋向于分散的时候，这个士人团体的共同价值、信念，却构成联结各国为一体的观念力量，进而成为社会与政治力量。中国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主权国家分立之格局，相反，称王之各国仍追求天下恢复一家，且最终确立秦汉天下，其根本原因就是生于孔门的天下一家意识。

实际上，在两千多年间，儒生群体都是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团体，其规模也是相当庞大的。这个团体的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通过师徒，他们结成纵向网络；又因为共同的知识、价值观，而结成横向的网络。儒生有地方性团体，每个地方的儒生都有各种社团生活。地方性团体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从而组成一个全国性团体，这个团体有自己的领袖、有复杂的内部联络纽带，并且可以经常可以共同行动。这些全国性的儒家士君子团体维持了中国的政治统一。

中国今日之完整性，恐怕不能不诉诸儒家。大陆与港、台、澳门之联系，根底在中国价值。没有价值联系的经济联系是脆弱的。同时，在今日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欲强化内部不同宗教、民族之向心力，恐怕同样不能不借助儒家。儒家是“一种文教”，是普世的、非宗教的、因而可包容各种宗教、涵容各个民族的基本价值体系。古代中国正统王朝正是靠这一价值体系不断地包容、融合周边族群，现代“中华民族”之构建，亦不外此道。以此文教塑造全体国民之中国意识、天下意识，一个在国家政治认同与文化多样性之间保持平衡的中华民族，才能生成并稳定，仅靠制度，哪怕是最优良的制度本身，是不足以达成此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