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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儒学大师”唐君毅自叹 儒学已沦空头学问

浏览次数:1748      日期:2013-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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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麻烦的是,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些堆栈穷极无聊,也清楚这些造作莫名其妙,可骂归骂,任何人一旦坐上这位置,马上就不由自主跟着也堆栈、造作起来,而且,越到后来,只会越变本加厉。
 
前几天,三月底,我应邀到台中教育大学,参加第三届的读经教育国际论坛。高铁站下车后,往会场的路上,有位中文系系主任言道,现今大学教师的躁郁情形,日益严重;如此躁郁,本源自学院里无限堆栈的评鉴与论文压力,但麻烦的是,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些堆栈穷极无聊,也清楚这些造作莫名其妙,可骂归骂,任何人一旦坐上这位置,马上就不由自主跟着也堆栈、造作起来,而且,越到后来,只会越变本加厉。
“当代儒学大师”唐君毅自叹 儒学已沦空头学问
唐君毅晚年的哲学巨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书封。《大英百科全书》中说,该书“可和柏拉图、康德的著作媲美”。

说罢,他叹了一口气。我看着这叹气的系主任,忽然,想起了唐君毅。

唐君毅是谁?

唐君毅是当代的“新儒学大师”,一九四九年之后,转抵香港,与钱穆等人共创新亚书院。唐君毅师事熊十力,专擅道德形上学,与同门的牟宗三齐力建构了一套庞大严密的中国哲学体系。唐援引黑格尔,牟援引康德,二人凭借着抽象的哲学语言,不仅在学院中取得了一席之地,也在西方学术体系下获得了认可。现今港、台两地的大学,但凡专治中国哲学的教授先生,多半是他们的徒子与徒孙。而且,《大英百科全书》也引述西方学者的看法,认为唐君毅晚年的哲学巨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可和柏拉图、康德的著作媲美”,还誉他为“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

唐君毅地位如此崇隆,但在一封书信上,却如此写着,“唯近两年于病眼既随天地闭之后(案:唐这时罹患眼疾),还观世变,于当世学风之弊患亦深有所感。日本与世界之学潮,盖已证整个教育界与学术界已不能担当世道,则弟之随波逐浪亦有同归没顶之危。而青年无志殆成死症,恐将至天地茫茫,人心无所归之日,则弟亦当焚砚烧书。”

这封信,写于1974年,而今读来,不仅毫不过时,反更极度鲜明。信中所言“整个教育界与学术界已不能担当世道”、“青年无志殆成死症”,几乎就是眼下台湾之绝症;而唐君毅“同归没顶”、“焚砚烧书”之句,更是说得无比沉痛。然而,这样的困境,又岂唐君毅一人之独痛?百年来,有多少好学深思之士,欲挽国族之倾颓,欲续文化慧命之将断,却不知其要、不得其法,误入学院之歧途,于是毕生彷徨,终至治丝益棼者,岂可胜数?于是乎,同归没顶者,有之;自我放逐者,有之;自欺欺人者,有之;载浮载沉、流于虚无、竟日躁郁、惶惶难安者,更处处皆有之。

唐君毅本人,原是个“朴茂淡远”的恂恂儒者。儒者的原点,乃淑世之理想;儒者之本务,乃对应现实之形势。可到了后来,作为充满理想、最标榜中国文化的新儒家却只能一个个困守学院,尽谈些于世道人心丝毫无补的哲学语言。他们已和社会脱节,已和淑世的理想渐行渐远。现今台湾一批新儒家学者,对社会几乎没影响力,既昧于形势,也拙于对应,更少有行动力,真不知何以言儒?

当代新儒家,是成也哲学,败也哲学。他们因向西方哲学靠拢,遂取得在学院的崇隆地位,但同时,却也付出尽失儒家原点的惨痛代价。昔日新儒家“大师”的满怀悲愿,而今,已彻底化为乌有;这问题根源,到底在哪儿?

儒家的异化,并非始自于当代;事实上,早在宋明理学,便已肇其端。盖中国自古以来,一向言理必及事,理论又必定具象化;换言之,中国人不抽象分析,所以孔子从不作概念性定义,也绝不谈道德形上学。但是,理学家不然。理学家每每舍事而言理,已然堕于抽象。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道必寓于器、必寓于造形、也必定寓于行为。但后来宋儒却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断裂成两截,成日谈“心”说“性”,却昧于器、昧于造形,连历史都觉得不足观;他们甚至完全不屑唐宗汉祖,只剩下一个空头的尧舜之道。于是,他们失去了现实感,慢慢萎缩了行动力,也渐渐丧失了对应形势之能耐。从此,士大夫日趋无能,百余年来中华民族的彷徨歧途,正源于此。自宋儒开始,儒者的原点,其实就已然模糊;他们所言之“道”,也渐渐沦为观念论的空头概念。事实上,正因宋儒的坐谈心性,也更因宋儒的堕于抽象化,其后踵事増华的当代新儒家,才可能与西方哲学那般地榫卯相合。

宋儒堕于抽象化之后,不仅学问开始变质,道德也逐渐走样。当年孔孟之道德,刚健阳气。同时,孔子又不失活泼,每每无可无不可,故常为孔门高弟所质疑;但这质疑中,却最有孔子的风光。孔孟之道德,空气多流通,可以有弹性、不僵固,可以常保新鲜。宋儒不然。程伊川之后,儒者越来越板着面孔;程门立雪的故事,被说成是师道尊严之美谈,但其实更可能是封闭系统内的作胜义解;以常人看来,恐怕更多是威灵赫赫、一板正经到僵滞而吓人。宋儒将孔孟的道德用语变成了思维的题材,像是艺术品,以之耽思,以之自怡悦。昔日梁武帝耽溺于佛教,以致亡国;遍造佛寺,达摩却道他无有功德。同样地,宋儒满口仁义,他们的道德,也成了耽溺,于是,再如何地正心诚意,到头来,皆成虚妄。这种耽溺其中的道德,成了静态的封闭系统,遂日益陈腐。于是,唐以前健康清朗的礼教,也逐渐变质,遂一变变成了五四群贤訾诟之“吃人的礼教”。正因这种臭不可闻的陈腐味,就无怪乎五四运动,乃至于“文化大革命”,都要打倒“旧道德”了。

儒者除了对应现实形势之外,另一个原点,是必须如实地面对自家生命之一切。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不管哪一家,都是生命的学问,都必须对生命起落有着明晰的观照。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二日,唐君毅经医师确定,罹患了肺癌,十三日的日记说道,“昨夜睡不成眠,念自己之学问,实无工夫,实庸人之不若,如何可至于圣贤之途?今日下午与廷光谈我所见之理,自谓不悟。但智及不能仁守,此处最难,望相与共勉,应视当前困境作吾人德业之考验。”

唐君毅此段自省,以一般学者观之,或觉律己太严而求全太过。但是,如果以修行角度来看,唐君毅此言,其实说得真切。

首先,说自己“庸人之不若”,当然是言重了;但是,一般世俗之人,面对这样的死生大事,确实有人可以清朗开豁、无甚罣碍;相较而言,唐此处之惭愧,是有其真实感受的。其次,“念自己之学问,实无工夫”,若说全无工夫,也当然言之太甚;但若改成,“自己的抽象学问,实无益于修行工夫”,则是打到了真正痛处。唐君毅一生致力抽象理论,到头来,顿觉使不上力,这时才深刻意识到,他孜孜不倦的学问之业,与念念不忘的生命大事,两者间,竟存在着最根本的断裂。

在这断裂下,遂出现唐所言“智及不能仁守”的窘困局面。正因“哲学化” 是当代新儒家立派成宗的特征,而抽象理论又必然无法与修行合一,因此,纵使所谈尽是生命之学,但终归仍只是“谈”,仍只是观念之条理分明,并无法真正成为翻转生命的能量。事实上,概念清晰与生命翻转,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若执着于清晰的逻辑论证,不仅无助于面对生命之烦恼,更多时候,反倒有害。也正因如此,“智及不能仁守”,遂成为长于抽象思辨的当代新儒家的主旋律。

譬如当代新儒家奠基者熊十力,所“造”的“新唯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堪称煌煌,但据其再传弟子翟志成的内部反省,熊之为人“既骄且吝,好名好胜而又目空四海”;对此,熊并非全无自知,他也曾经坦承,“吾已衰年,自计少时,亦狂妄度日,三十后渐有真忏悔,自是迄于衰境,犹是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域。吾不敢欺天也。”末了这“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与唐君毅后来的感慨,如出一辙;师徒有共同之困境,那显然就不仅是特殊个案之“人病”,而系根本之“法病”。翟志成又指出,熊十力“处处表现出自矜、自伐、自私、自利、反复无常以及以怨报德,却又与他立志要弘扬的道统完全相反”,这样的完全相反,这样的巨大断裂,翟以为,是因熊十力“以圣贤自居、以道统的化身自命、进而视自己的自然生命(身体)与道统合二而一,又完全抛弃了修身”。

翟志成这样的说法,确是实情。但更根柢的关键,却仍是宋儒肇其端、熊十力奠其基、唐君毅与牟宗三集大成的理论学问抽象化。抽象学问,本来就与“修身”毫无干系。正因熊十力毕生忙着打造“干元性海”的哲学体系,才可能完全抛弃得了修身。儒者云云,若连修身都已抛弃,那异化,就不知伊于胡底了。也正因同样的缘故,谦冲温厚的栩栩然君子唐君毅,即便完全无有乃师之病,但最终“境界现前”时,仍不免要有“智及不能仁守”的怅恨了。

较诸四十年前,现今台湾的所有大学,已更彻底纳入抽象学问的体系;即使中文系,也全无幸免。正因是抽象的、观念论的,故可不断演绎推论,开展到永无止境;最后的结果,导致了一切数量化、标准化,遂酿成今日学院中无限堆栈的评鉴压力与论文灾难;这样的压力与灾难,襄陵怀山、浩浩滔天,即使学院主流的知名学者都深感有没顶之危。但尽管大家都觉荒谬,却任何人都无可奈何;这样的形势,即使要止,也无人能止。

真要止,除非大学能从抽象学问的体系中解放。至少,中国学问得先脱离当今的学院体系,另外成立一个中国式的书院体系。在书院体系下,学问必须重新回到具象的、与修身绾合的传统体践之学。唯有如此,大学教师的躁郁,才会不再蔓延;唯有如此,青年无志的病症,才可能改善;也唯有如此,教育界与学术界,才有办法重新担当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