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平安网]红崖古迹被誉为“黔中第一奇迹”，关于这部神秘天书，自明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其考察研究，掀起一次又一次破译热潮，成为名噪中外独具魅力的“红崖文化”现象...

最早的文献记载

　　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境内的断桥乡龙爪村东南的晒甲山西侧岩壁上，有一块长约100米、高3米的土红色的石壁，上面分布有20余个非镌非刻、非阴非阳、似隶非隶、似篆非篆、形若古文的符号，字迹红艳似火，虬结怪诞，这就是被世人称为绝世之谜的“红崖天书”。自明朝弘治初年被发现以来，迄今500年来尚无一人能够真正地破译，有研究者认为，“红崖天书”的神秘性完全不亚于古埃及的金字塔、秘鲁纳期卡地画、巴比伦空中花园等世界奇迹。

　　500年来，虽然不乏有数代海内外专家的破译之说，可是真正具有说服力，并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可的破译却至今没有出现。最早的文字记载“红崖天书”也被人们称为红岩碑，而晒甲山也常被人们称之为红岩山。

　　最早关于“红崖天书”及红岩山的文字记载是在明弘治十三年（即公元1500年）前后，在《贵州图经新志》中，开始有了关于红岩山的初步记载：“红岩山，在永宁州西北八十里。近山间居民，间闻洞中有铜鼓声，或岩上红光如火，则是年必有瘴疠。世传以为诸葛武侯驻兵息鼓之所。”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撰写的《黔记》有“永宁有诸葛碑”的文字。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贵州普安州（今盘县）诗人邵元善写的一首《咏红岩》诗，诗曰：“红岩削立一千丈，刻划盘回非一丈。参差时作鼎钟形，腾踯或成飞走象。诸葛曾闻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疑尚诅盟。” （《黔诗纪略》卷八）

　　关于红崖天书的记载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在这些著述里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红岩山，他们大多只是说到岩上红光如火，并没有说到这似火的红岩究竟是什么东西，而真正涉及到红崖天书的则只有邵元善的《咏红岩》，这成了红崖天书的最早文献。他的诗不但已经开始提及到“红崖天书”的形貌，而且还有了红崖天书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破译说，他认为红崖天书是当年“诸葛与夷人诅盟的图谱”。也就正是自邵元善开始，人们对“红崖天书”兴起了第一次破译高潮。紧接着，随着年代的推进，人们又对“红崖天书”兴起了第二次、第三次破译高潮。

三次破译高潮与15种破译说

　　第二次破译高潮兴起于清道光、光绪年间，这次破译高潮则呈现出一种风起云涌之势。那时候，民间兴起了一股收藏热、猎奇热，于是，“红崖天书”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里，由于人们经常性的摹拓，并随意地增添内容，比如当年贵州提督徐印川为了附庸风雅而在上面写上去的草书“虎”字，与原来的“天书”的内容混杂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这样一来，“红崖天书”便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损害。

　　清光绪年间，日本国领事得丸作藏和该国著名的旅行家鸟居龙臧曾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访古碑、求摹本，当他们来到晒甲山观摩时，也是满脑子的迷惘。在他们将“红崖天书”的摹本带回东瀛展出时，竟然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参观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一时间，“洪都观经，可云盛也。”这期间，法国学者雷相如与费南海尔等闻讯也前来晒甲山观摩，竟然发出如此的感慨：“此碑含有绝对之神秘性，谁也无法窥破其中的奥秘！”“红崖天书”之名不胫而走。第三次破译高潮大概兴于近10年。1995年3月18日，贵州安顺地区行署公开对外宣布：“悬赏百万元，破译红岩碑。无论哪省哪国人士，只要能全文翻译红岩碑，并获得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可，就将获得安顺地区行署的百万奖励。”这一消息一经媒体披露，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学者、专家、大学生等纷纷兴起了破译热潮。

　　1999年11月，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发布了他对“红崖天书”的最新破译。他的破译说认为：“红崖天书”是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建文帝被朱棣篡夺了皇位，逃到了贵州后，使用变体组合文字所书写的讨伐朱棣篡位的檄文。他的译文是这样的：“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做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凰（御制）。”1999年12月8日的《新民晚报》上登载了这则来自新华社贵阳的专电。

　　林国恩的破译说得到了当时许多学者的赞同，因为“靖难之役”后，据有关史料记载，建文帝的确逃遁到了贵州某地出家隐居以避灾难，从而使得他的说法在一定的时期里具有很强的可信度。

　　2002年3月，南京的一位刘姓女士声称，她通过6年的努力后，得到了对“红崖天书”的全新理解。她认为，“红崖天书”并不是什么文字记载，而是一些象征性的符号，这些符号反映了明朝燕王朱棣的宫廷政变。然而，这种说法似乎与林国恩的说法有异常的相似，只不过，刘女士不把“天书”当作文字来理解罢了。“红崖天书”的破译说随时都有，然而至今为止，尚没有一种说法得到真正的认可。 　　有一位叫周继厚的专家通过实地考察后在《贵州文史丛刊》上著文指出，关岭晒甲山的“红岩碑”上的斑斑红迹不是什么人类所写的文或字，这些在变化中的斑斑红迹是碳酸盐沉积岩的风化现象，是自然界固有的，不是什么人类涂写上去的。因为关岭县一带在地质史上是寒武纪康滇古陆东面的歇湖区，在远古时期，大量溶于水的或被水冲来的各种矿物质和有机质大量沉淀于湖底，经过许多年的地质变化，水退后，这些沉淀物通过高温常压、风化、生物和某种火山作用形成了沉积层，再经过不断的风化改造，就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自从“红崖天书”被发现以来，在三次破译高潮中，总共得出了五类四十说之多的破译：文字类、图谱类、天然岩石花纹类、符类、神秘天书类。其中，尤以文字类的破译者居多。

谁能揭开绝世之谜

　　在晒甲山附近的断桥乡龙爪村至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红岩对白岩，金银十八抬，谁人识得破，雷打岩去抬秤来。”这首民谣暗含的意思是这样的：晒甲山的红岩对面有一堵白岩，红岩里面藏着十八抬金银，而对面的白岩里则藏着一把大秤，倘若有谁能够识破这“红崖天书”，那红岩（即“天书”的背后）就会自动地洞开，就可以去对面的白岩里取出那把足够称量红岩里那十八抬金银的大秤来了。这民谣虽然有些玄虚，可它却似乎又暗含着某种颇有意味的东西。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也没有谁能真正地识破“天书”，并得到那十八抬金银。“天书”成了一个不解之谜，就像古代的玛雅文字一样，让人破费心机却终不得解。这“红崖天书”难道真的就成了永恒的不解之谜了吗？

　　有记者曾就此问题采访了贵州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宋世坤，宋世坤认为到目前为止贵州考古界没有任何专家针对“天书”发表过专门的研究性的文章。没有古文献作参考，那些符号太玄了，根本就无法辨认。并且，他还推测，“天书”的书写时间不可能“太早”，与诸葛亮南征之说也无法扯上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碑刻专家赵超也曾对媒体这样表示：“对于红崖天书，学术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看法。由于‘红崖天书’没有详细的古文字资料，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现在的研究只能处于猜测阶段。”他还说了这样一句颇有意味的话：“哪一种说法都能说！”其言外之意也很明显。据说曾经破译过甲骨文的考古学家郭沫若也曾对“红崖天书”颇感兴趣，通过研究后，也未得到结果。

　　莫非，这“红崖天书”真的从此就成了不解之谜了？

三次破译高潮与15种破译说

　　第二次破译高潮兴起于清道光、光绪年间，这次破译高潮则呈现出一种风起云涌之势。那时候，民间兴起了一股收藏热、猎奇热，于是，“红崖天书”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里，由于人们经常性的摹拓，并随意地增添内容，比如当年贵州提督徐印川为了附庸风雅而在上面写上去的草书“虎”字，与原来的“天书”的内容混杂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这样一来，“红崖天书”便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损害。

　　清光绪年间，日本国领事得丸作藏和该国著名的旅行家鸟居龙臧曾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访古碑、求摹本，当他们来到晒甲山观摩时，也是满脑子的迷惘。在他们将“红崖天书”的摹本带回东瀛展出时，竟然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参观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一时间，“洪都观经，可云盛也。”这期间，法国学者雷相如与费南海尔等闻讯也前来晒甲山观摩，竟然发出如此的感慨：“此碑含有绝对之神秘性，谁也无法窥破其中的奥秘！”“红崖天书”之名不胫而走。第三次破译高潮大概兴于近10年。1995年3月18日，贵州安顺地区行署公开对外宣布：“悬赏百万元，破译红岩碑。无论哪省哪国人士，只要能全文翻译红岩碑，并获得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可，就将获得安顺地区行署的百万奖励。”这一消息一经媒体披露，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学者、专家、大学生等纷纷兴起了破译热潮。

　　1999年11月，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发布了他对“红崖天书”的最新破译。他的破译说认为：“红崖天书”是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建文帝被朱棣篡夺了皇位，逃到了贵州后，使用变体组合文字所书写的讨伐朱棣篡位的檄文。他的译文是这样的：“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做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凰（御制）。”1999年12月8日的《新民晚报》上登载了这则来自新华社贵阳的专电。

　　林国恩的破译说得到了当时许多学者的赞同，因为“靖难之役”后，据有关史料记载，建文帝的确逃遁到了贵州某地出家隐居以避灾难，从而使得他的说法在一定的时期里具有很强的可信度。

　　2002年3月，南京的一位刘姓女士声称，她通过6年的努力后，得到了对“红崖天书”的全新理解。她认为，“红崖天书”并不是什么文字记载，而是一些象征性的符号，这些符号反映了明朝燕王朱棣的宫廷政变。然而，这种说法似乎与林国恩的说法有异常的相似，只不过，刘女士不把“天书”当作文字来理解罢了。“红崖天书”的破译说随时都有，然而至今为止，尚没有一种说法得到真正的认可。 　　有一位叫周继厚的专家通过实地考察后在《贵州文史丛刊》上著文指出，关岭晒甲山的“红岩碑”上的斑斑红迹不是什么人类所写的文或字，这些在变化中的斑斑红迹是碳酸盐沉积岩的风化现象，是自然界固有的，不是什么人类涂写上去的。因为关岭县一带在地质史上是寒武纪康滇古陆东面的歇湖区，在远古时期，大量溶于水的或被水冲来的各种矿物质和有机质大量沉淀于湖底，经过许多年的地质变化，水退后，这些沉淀物通过高温常压、风化、生物和某种火山作用形成了沉积层，再经过不断的风化改造，就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自从“红崖天书”被发现以来，在三次破译高潮中，总共得出了五类四十说之多的破译：文字类、图谱类、天然岩石花纹类、符类、神秘天书类。其中，尤以文字类的破译者居多。

谁能揭开绝世之谜

　　在晒甲山附近的断桥乡龙爪村至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红岩对白岩，金银十八抬，谁人识得破，雷打岩去抬秤来。”这首民谣暗含的意思是这样的：晒甲山的红岩对面有一堵白岩，红岩里面藏着十八抬金银，而对面的白岩里则藏着一把大秤，倘若有谁能够识破这“红崖天书”，那红岩（即“天书”的背后）就会自动地洞开，就可以去对面的白岩里取出那把足够称量红岩里那十八抬金银的大秤来了。这民谣虽然有些玄虚，可它却似乎又暗含着某种颇有意味的东西。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也没有谁能真正地识破“天书”，并得到那十八抬金银。“天书”成了一个不解之谜，就像古代的玛雅文字一样，让人破费心机却终不得解。这“红崖天书”难道真的就成了永恒的不解之谜了吗？

　　有记者曾就此问题采访了贵州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宋世坤，宋世坤认为到目前为止贵州考古界没有任何专家针对“天书”发表过专门的研究性的文章。没有古文献作参考，那些符号太玄了，根本就无法辨认。并且，他还推测，“天书”的书写时间不可能“太早”，与诸葛亮南征之说也无法扯上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碑刻专家赵超也曾对媒体这样表示：“对于红崖天书，学术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看法。由于‘红崖天书’没有详细的古文字资料，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现在的研究只能处于猜测阶段。”他还说了这样一句颇有意味的话：“哪一种说法都能说！”其言外之意也很明显。据说曾经破译过甲骨文的考古学家郭沫若也曾对“红崖天书”颇感兴趣，通过研究后，也未得到结果。

　　莫非，这“红崖天书”真的从此就成了不解之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