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其中：“老大”不再，“将心”依旧

牟其中狱中“痛斥冯仑”的背后

牟其中曾经向媒体披露过这样一个故事：1985年的一天晚上，他和夏宗琼与南德职工肖元生三个人去重庆八一路的一家路边小店吃火锅。由于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了，一些社会痼疾又沉渣泛起。重庆的一些商贩有了几个钱，常常包养一名卖笑女招摇于茶楼酒肆。夏宗琼有几分姿色，又好打扮，火锅店老板把她当作卖笑女了。开始则言语轻佻，继之动手动脚。牟其中忍无可忍，大声斥责。老板把牟其中当成了嫖客，说要机会均等。一怒之下，牟其中一拳过去，打得老板血流满面，双方扭打了起来。幸好旁边就是较场口派出所。经值班民警询问，老板如实交待，被训斥教育。警察让牟其中掏出5元作治疗费用，不足部分，由老板自理。

25年过去了，牟其中这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性格仍然没改。在牟其中进监狱之前，记者在南德集团总裁办公室与牟其中有过两个多小时的交谈；牟其中进监狱之后，记者又通过牟其中的诉讼代理人夏宗伟对牟其中的狱中生活有所了解。牟其中留给记者最深的印象是，他在人生中的坚持和信念的专一，即使囚禁在电网密布的高墙内，他仍然敢说“不”。哪怕面对的是自己曾经的手下、现在大名鼎鼎的商界大亨冯仑也是如此。

以万字长文痛斥冯仑

1999年，牟其中被抓，他给万通集团老总冯仑一个电话，声称：“我是牟其中，我没出事。给我拿些钱，回头我还给你。”

冯仑原为牟其中手下，曾为南德集团内部刊物《南德视界》主编。据冯仑后来出版的《野蛮生长》一书里介绍，“我接到电话后，分析肯定是公安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因为他需要请律师。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武汉监狱里手写了一封信托人带来，大概说了一下案子的情况，还是希望我给钱，准备继续请律师。我跟功权（冯仑的好友）商量了一下，做了几个决定：第一，在二审判决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给予任何资金上的支持，因为会形成和政府的直接对抗，法律关系不清楚，不知道这笔钱算什么性质；第二，如果二审判完了，服刑的话我们会去看望；第三，牟其中劳改出来了，生活上所有的事归我冯仑管，我负责养老送终。对我个人来说，无非多了一个爹，原则上我爹多少他多少，对朋友也是个安慰，他岁数和我父亲差不多。”

牟其中在狱中读到冯仑书中提到牟其中找他借钱的事，顿感不爽，读到冯仑称自己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位炒老板的人”及其它一些细节时，更加愤怒，痛斥冯仑抬高自己、贬低他人，遂写下万字长文委托他的诉讼代理人夏宗伟加以回击——

“我被捕之后，武汉市公安局经侦处预审，要给我介绍一位律师。我推脱付不起律师费，办案人员刘兵权说，有一个人，原来也是武汉市公安局的，辞职下海当起了律师，自愿免费为我服务。我问：‘为什么他愿意免费？’刘答：‘为你作律师，就是大广告。’一天，这位律师来看守所见我，说冯仑来到了武汉，与他见过面。这位律师说：‘冯仑表示，只要老牟你给他写封信，他就可以借给你一笔钱做律师费。’我了解冯仑的为人，此时只会落井下石，怎么会搭手相救？但我无法说服这位专案人员派的律师，又不能闹僵（当时这是唯一的能与外界联系的渠道），于是就当面给冯仑写了他文章中说的那个纸条。律师为了证明他的确与冯仑有联系，就拨通了冯仑的手机，让我把纸条上的内容又说了一遍。”

尽管冯仑把牟其中当成“爹”，并许诺牟其中出狱后，他给牟其中养老送终，然而，牟其中并不因此而不计较冯仑在《野蛮生长》中对他的“不实”之言。牟其中认为，冯仑已冲出他做人的道德底线。因此，必须还击。

牟其中还向夏宗伟披露了冯仑当年在南德的尴尬情景——

我对他也没什么印象，也不可能去找他谈话，也不会安排工作，因为我对这一批人的方针就是救济。印象最深的，就是后勤处在门厅过道给他安放了一张桌子。印象深，是因为我看见他每天枯坐、无聊，太难堪了。既然拿了钱，总得找点事干吧。于是他提议办一张小报。我说，那就负责办报吧。他介绍进来的人多了，安排不下，他又说，要成立一个西北办公室，研究开发大西北。我也同意了。反正我认为这些人是书生，不是做生意的料。风头一过，就会走的。也没对他们寄托什么希望，因人设事吧。

大约就是在14日当晚，冯仑下班后，听到了有关部门要对南德动手的消息。第二天——即5月15日——冯仑没来上班，据说是病了。16日，我、夏宗伟、金少强、俞冰（冯仑的朋友，北大学生会干部），还有冯仑介绍来的一位高干的女公子，我们一起驱车去中央党校冯仑的宿舍看望冯仑。

冯仑横卧于床上，以巾裹头，气若游丝，但面泛红光。上午11时左右，中央党校的小车司机小朱进来提醒冯仑，要去医院打针。现在想来，这是冯仑爱人小王下的逐客令。

我们只得离开。

又过了两天，接到小王电话，说冯仑应朋友之邀，去了南方，要请10天假。我慌了。冯仑当时已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对外联络及公司日常行政事务，如食堂、小车等一刻也不能缺人的杂务。我让小王告诉我冯仑在那边的电话（当时还没有手机），以便碰到具体事务时，可以及时询问。小王回答，她也不知道。

当晚，我在家中接到冯仑电话，还是小王的说法，10天左右返京。我询问他的电话号码，说便于随时联系。冯仑回答，他在武汉，住的旅馆无电话，是用街上的公用电话打的。

我顿时生疑。

不久，我去海南。在接机的人群中，有冯仑。但我钻进小车就走了，没见他。不久他又回到南德。此时南德已搬到永定路21号大院办公了。我不见，他闯到二楼办公大厅，拦住我，要求解释。我当着几十个人的面武断地说：“我不听解释，你出去！”

我的人生格言之一是：“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耻与卖友自保、毫无骨气之徒为伍。

——牟其中对这个曾经与王石一起到监狱探望过他的爱将（冯仑）毫不留情！

不喜欢唐万新

2007年，国内另一位曾蜚声中国企业界的犯人来到了洪山监狱。虽然后来在此处只呆了很短一段时间，但他进来伊始有一件高兴的事，就是终于可以见到仰慕已久的商界前辈牟其中了。此人是一位小个子，名叫唐万新，即原“德隆系”掌门人，多年前叱咤风云的资本大鳄。德隆曾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唐万新曾被誉为“中国第一悍庄”，在最鼎盛时期的2003年，唐万新名列“资本控制50强”的首位，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共计逾200亿元人民币的市值。次年，德隆系崩塌，不久唐万新入狱。

牟其中比唐万新年长24岁，两人都属龙。一位属中国改革开放最早一批企业家，一生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位是资本市场的枭雄人物之一，这两个人在狱中的相遇，无疑非常具有戏剧性。

一天自由活动期间，唐万新靠近牟其中，主动向牟其中示好，表示要借手机给牟打。高出唐万新整整一个头的牟其中，侧着脸，瞄了他一眼，很不屑地“哼”了一声，不加理睬。

这时，唐万新羞得像个小女孩儿一样，脸倏地一下红了。

后来，牟其中对狱友说，他不喜欢唐万新，他认为唐万新当年的做法是“劫贫济富”。

更富有对比性的是，牟其中在狱中的最初几年，曾有机会获准保外就医，但他拒绝了。他坚称自己无罪，称要清清白白地走出去。此后几年，牟其中通过律师、诉讼委托代理人等不断依法申诉，至今未果。

而被判8年有期徒刑的唐万新，于2008年下半年获准离开湖北蔡甸监狱，到北京保外就医，然而2009年3月20日，据财经网报道，在各方压力下，唐万新被有关部门要求重新回到狱中服刑。

——监狱里的牟其中仍不失“老大”的江湖地位！

炮轰郎咸平

不仅对于昔日的手下冯仑和仅一面之交的唐万新，牟其中毫不留情，爱恨分明，而且对于自己素昧平生的郎咸平，牟其中依旧不顾戴罪之身，奋起“炮轰”。

2004年，郎咸平因公开批评国企产权改革而一夜成名，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2005年3月，监狱中的牟其中通过诉讼代理人夏宗伟给《中国企业家》杂志写信，对郎咸平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论点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他说——

2003年我批了郎咸平的“原罪”，有人认为这是诸多批评“原罪”的文章中最尖锐的，也是最中肯的。我的结论是：“原罪”论的本质，是批判民营经济出现的历史潮流，继续维护计划经济体制。2003年底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否定了郎咸平的“原罪”论，仍然坚持“罪刑法定”的法制原则。说“原罪”论“不科学”。2004年8月，郎咸平又利用抨击顾雏军、张瑞敏之机，企图用个案实例复活奄奄一息的“原罪”论。此次的复活与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诸多民怨相结合，引发了一场令人生畏的汹汹浪潮，竟然对10年以来以“产权改革”为旗帜的国企改革提出了质疑。一场贯穿中国政经界、学术界和社会民众的大辩论由此爆发。

朗咸平以公平为幌子，却挟带着反对国企产权改革和“原罪”论的私货。一个偷换的概念，竟然获得了强大的民意归附，而20年来转型社会中，与改革开放路线共生的民营企业家的价值认同，却跌落到了历史的低谷；民营企业家阶层及张维迎等以为发展民营经济，励行产权改革的一批学者，被这拔地而起的一场风暴推到了被告席上。人们将多年被压抑、被限制的批判，不问是非地倾泻到了上述群体的身上。民营企业家从社会宠儿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们追查不公正现象的重点对象。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公，我们决不能听之任之。郎咸平提出了还有待证明的保姆变为主妇式的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引发了民众普遍的愤怒。对这些冷静下来思索的结果，必然是给民营企业家和我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一个科学的评价。

如果可能，我更愿意《中国企业家》组织对极具争议的我，展开公开的调查和讨论，我愿意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再度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铺平前进的道路。说句实话，对此我十分自信。郎咸平虽然气势汹汹，但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他违反了历史的潮流。

和谐社会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民主法治。这个要求无异给了郎咸平煽动的仇富浪潮一个不大不小的软钉子。它必然遏止住这股汹汹的仇富浪潮，大家回到民主法治的轨道上来，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只要坚持民主法治，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方针就不会发生动摇、发生改变。所以，那些认为“大政经转向”的猜测是没有根据的。

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就是企业家，这是无需证明的，不可能有一种企业家备受指责，整天胆战心惊地担心市场经济秩序，相反，它却要求企业家备受社会的尊重，聪明才智能自由发挥。自然，成功的企业家也会自律严谨，与其他阶层和谐相处。

——牟其中在监狱中对经济学家朗咸平的公开炮轰，一度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他再次告诉我们，哪怕身在囚牢，但他的心依旧在江湖。

（《武汉都市圈》2010年5月 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