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平安网]在永定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 两个女子到别人家串门时相遇。聊天时，彼此都夸自己住的土楼最大。

一个说：我家的楼高四层、 有四圈，上上下下四百间。

另一个说：我家的楼大的像一座城，住了一年也认不全楼里的人。

等到双方报出楼名后，才知道她俩同住在一座土楼，一个是尚未出嫁的姑娘，一个是刚娶过来的媳妇，只不过是一个住在楼东，一个住在楼西，互相不认识而已。

文化学者孙国亮认为，这个传说来自有“土楼王”之称的承启楼。

承启楼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直径六十多米，全楼有三百六十多个房间。鼎盛时期，楼里住过八十多户、六百多人。

那时，假如有人要想认识全楼的人，一天认识一个，也要花上两年多的时间。

孙国亮发现，大部分的永定土楼高三至四层，有住房百余间，可容纳两三百人同时居住。房间的面积，大多在十至十三平方米之间。

土楼内，以竖向房间为结构单元，上下数层为一户所有。

土楼的底层是厨房和餐厅，二层为储藏室，三层以上是卧室。在同一座土楼中居住的，往往是同宗同祖、一氏一族之人。

客家人为什么选择聚族而居的方式呢？除了安全防御的原因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呢？

文化学者孙国亮介绍：首先就要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文前提，就是他的聚族而居的这种传统。因为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当中，要寻找公正和正义，往往是比较难的，所以，打仗的时候，上阵父子兵，就是只有血缘关系、亲缘关系获得一种安全，所以他聚族而居，形成了一种传统。

考察了许多土楼后，永定土楼文化研究会的苏志强，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轴线中心位置上，必定建有高大的厅堂。

厅堂，又被称做祖堂，楼内所有房间如众星捧月般朝向这里。

苏志强以为，土楼里面的这种建筑布局，凸显了祖堂的重要地位。

从小在土楼中生活的苏志强记得，每到春节，讲究敬祖尊长的土楼人家，就会在祖堂正面墙壁上挂起祖宗的画像，供后人瞻仰和祭拜。

而在平时，祖堂的神龛里，供奉着的是观音像。关于其中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苏志强却持这样的观点。

苏志强介绍：客家人是从中原迁徙过来的，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因此客家人就聚族而居。聚族而居呢，就是必须要有一种仁爱的思想，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而观音，她大慈大悲，普渡众生，这种理念就符合客家人的仁爱的观念，因此，现在客家人的厅堂里面都供奉观音。

闽西客家文化研究会会长李逢蕊认为，平时供奉着观音、装饰得富丽堂皇的祖堂，是一个家族文化中体现慎终追远、敦宗睦族的典型符号，也是客家人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宗亲色彩与凝聚力量。

李逢蕊介绍：祖堂，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灵魂，为什么，追根，追源，溯流，都是要尊重祖宗，认祖意识、尊长意识、尊祖意识，是我们优良传统，所以在这一个观点上，那祖堂，就是整座土楼的核心、中心、权威。

将祖堂引进土楼内部，打破了以家庭为核心的生活模式，要求楼内每个人的言行，必须服从大家族的共同规则。

如果说，是血缘关系把同一家族的人们聚合在一起，那么，在这个庞大的家族之城里，由谁来担任领导者，又是如何管理的呢？

李逢蕊介绍：所以在这个地方，要建立一个制度，要选出一个有名望的领导，来当族长，这样使得我们整个的土楼，在传统意识的管理下、影响下、凝聚力更强、团结得更好，更和睦，更平安。

永定县高头乡的华封楼，已有四百多年历史，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仍有一百二十多人在楼内居住。

今年七十七岁的江城，曾经在华封楼里生活多年。而华封楼的管理者，就是他的父亲江子铭。

永定客家土楼文化研究会会员江城介绍：江子铭，是我父亲。他在楼里的辈份很高，清代的时候，在清光绪年间他中过举人，民国二十年代，他又当过福建省的政务委员，后来因为军阀混战回到家里，所以他在楼里面，那个声望是很高了，说话也很有份量，所以无形当中，就成为楼里面的族长。

江城记得，每当居民之间有了纠纷，当事人就在祖堂中把经过讲出来，最后，江子铭才作出仲裁。

恪守祖训，是家族团结和睦的重要保证。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江子铭都会把众人召集在一起，宣读祖训。

伴随着江子铭悠扬顿挫的朗读声，祖训在华封楼里回荡：“贵显莫得恃强凌弱，微贱切勿趋炎附势。莫因小忿而成大祸，勿贪小利以致大害。

“务要听从乡规，遵守民约，勿得违众独霸，以取众恶。”?

江城了解到，为了更好地进行管理，许多家族也都制定了家规。

江城认为，除了宣读祖训和制定家规，每天都能见到的楹联和对联，对土楼居民，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江城看来，在教导后人如何相处的诸多对联中，数承启楼的这副最为著名：“一本所生，亲疏无多，何必太分你我？共楼居住，出入相见，最宜重法人伦。”

江城认为，经过常年的耳濡目染和传统教育，土楼居民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这种好的道德风尚已经穿过历史的时空，延续至今。

每当旭日东升或者夕阳西下，讲究礼让清洁的客家人，都会认真清扫自家的垃圾。

然后，再主动打扫土楼内外公共场所的卫生。

路不拾遗是土楼居民的规矩。如果楼内有人丢了东西时，失主就会说明丢失的经过，知情者会主动告知，事情往往会得到圆满解决。

土楼最大的隐患莫过于火灾。每家每户上楼休息时，都要反复清理灶灰，把易燃物收拾干净。

为了防火，晚间水缸里要挑满水。但是，自从土楼里有了自来水以后，这个规矩就免掉了。

土楼的大门一般在晚间十点关闭，过了这个时间回来的人，要约好自己的亲属轻轻地打开大门，以免打扰他人。

在土楼居民的记忆中，土楼永远是温馨和睦的家园。

土楼居民，对待同一座楼里的同胞，自然是温良恭俭让。在与土楼外面的人们交往时，也能和睦相处。一旦有了矛盾，大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在承启楼做楹联调查时，江城听说了这样一件往事。

江城介绍：江集成因为建楼，有一天他去要账，来分发工资，他走到债主那里去的时候，那个债主蛮横无理，不但不给钱，然后，就拿一块木柴，就把他的额头打了一下，结果江集成血流满面，结果群众见势不妙，把他扶着就走了。

江集成的四个儿子听到父亲无故挨打的消息后，个个义愤难平，磨拳擦掌，准备报复。江集成就把他们挡住说，你们不敢造次，是我自己不小心，脚下一滑，砸了一个口子。他们那一家人，哪里敢打我们。于是，就把这场械斗压下来了。

关注土楼文化内涵的江城发现，几乎每一座大型土楼里都有私塾或者学堂。

有的私塾就设在祖堂前面的门厅里，使在楼里读书的学子们，时刻感受到祖先的殷切期望。

遗经楼大门前面专门围起一个小院子，建起了一文一武两座学堂，使楼里的子弟足不出户，就能接受良好的启蒙。

相传，楼主陈华兴在广州等地经商，富甲一方。

可是，陈华兴却始终认为千金终究会散尽，惟有读书可以传家长。

有一次，他把子女们召集在一起，语重心长地嘱咐道：为了建这座大楼，我赚的钱已经花掉了很多，没有多少可以留给你们。

倒是我和你叔叔幼年时所读过的诗书都保存着。

钱是花得完的，学识却用之不尽。只要你们饱读诗书，自然不愁衣食。

我把经书留给你们，并把楼名叫做遗经楼，就是希望你们以读书为重，代代相传。

客家人重视教育，可以从一个普通的妇女身上得到体现。

出生在承启楼的江月娥，1918年新婚不久，就和丈夫闯荡东南亚。因为才华出众，她在海外事业有成。

正当江月娥的生意红火之时，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南侵，她不得不回到家乡躲避战乱。

不幸的是，回到家乡短短的三年中，她的公公、婆婆、丈夫、弟弟和弟媳，因病相继去世。

江月娥用弱小的身躯支撑起一片蓝天，她经常为别人挑货挣取脚力钱，来支持八个子侄求学读书。

后来，她把这些孩子都培养成了新中国的有用之才。

客家人竭尽全力培养后代读书，一旦有子弟蟾宫折桂，取得功名，也就成了整个宗族的骄傲和荣耀。

一些土楼人家的族规明文规定：凡家族中子孙在本年有进学、中举等好事者。要在来年春节正月初二办荤素各十二碗菜肴，供献于祠堂，以答谢列祖列宗之荫德。这笔费用，从祖宗留下的田产收益中支付。

对于那些学业有成者，客家人还要用在祠堂前竖立“石笔”的形式，进行表彰褒奖。

石笔，当地人又称其为“功名柱”或“石旗杆”。在过去的年代里，只有科举取得功名的人，才有资格竖立。

这一根根高达八九丈的石旗杆，与土楼交相辉映，成为客家人重视教育的物证和后代学子的楷模。

文化学者孙国亮了解到，靠着一代代薪火相传的好学之风，闭塞的永定县人文鹊起：自明朝成化十四年设县到清末，永定共有进士三十六人，举人三百三十六人，贡生达到四百八十八人。

清朝康熙至光绪年间，永定坎市镇一户姓廖的土楼人家，竟然出了两个进士，七个举人和五个翰林，俗称“四代五翰林”。

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同样是这个镇上的卢氏家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出了古生物学家卢衍豪、化学家卢佩章两个学部委员，再加上祖籍此地的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人称“一镇三院士”。

2009年春天，按照古老的规矩，卢氏家族为那些作出突出成就者，在祠堂前竖起了石旗杆。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江城发现，一些胸怀天下的楼主们，早已打破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陈旧樊篱。

就在振成楼动工兴建的1912年， 孙中山被迫让位于袁世凯。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国会，修改选举法。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企图复辟帝制。

1916年，振成楼竣工时，袁世凯在国人的唾骂声中死去。但整个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动乱局面。

于是，身为国会议员的林逊之，在振成楼内写下了这样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

振作哪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须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关心。

根据江城考证，这副对联源自明朝末年的顾宪成。

明朝末年，宦官专权。顾宪成等一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大胆抨击朝政。

顾宪成在东林书院的大门口，写下了这样的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那么，林逊之改动顾宪成这副对联的用意是什么呢？

江城认为，林逊之在他改写的对联中，不但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

同时，提醒后代：读书，不能单纯为了自己博取功名，还要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关心国家大事，为普天下的人谋求幸福。

在林逊之设计的振成楼里，写满题字和对联、位于中轴线上的大厅，还可以兼作戏台。

大厅对面二楼看台回廊上的栏杆，是用生铁铸成的。

阿耕小的时候听老人说过，栏杆当时在上海定做，加工完成后，用船运到厦门，然后再雇人从厦门挑到永定。

阿耕记得，大厅里演出过当地流行的木偶剧、山歌剧、采茶剧和汉剧。

可是，土楼居民最喜欢看的还要数汉剧。汉剧发源于汉水流域，流行于湖北、河南、陕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地区。

后来，汉剧的一支向北发展，同徽班结合，进了北京，演化为京剧。

而另一支则向南进发，辗转进入了闽西南。

有人说，汉剧是用客家话演唱的“中州音”，因此，客家人又把汉剧称做“国乐”，受到特别追捧。

中原文化流传下来的，客家人流传最广泛的就是汉剧，所以，汉剧又称为客家剧种。凡是有客家的地方，一出台就是汉剧，几没有一个客家人不喜欢汉剧。

有人说，客家人钟爱汉剧，是他们所持有的中原正统观念的反映。

阿耕记得，用来宣读家规祖训的祖堂，同时也是举办婚礼的场所。

如果是土楼里的女孩子出嫁，家里要备好用红糖煮的汤圆，放在祖堂的菩萨像面前，由楼里的长辈或是女方的父亲进行祈祷之后，再端给她食用。

据说，吃了这样的汤圆，她结婚以后的日子，就能甜甜美美、团团圆圆。

当出嫁的女孩子吃汤圆时，长辈还要说些诸如孝敬老人、敦亲睦邻、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后代成才、五世同堂等等一类的吉祥话。

按照客家习俗，即将成为新娘的女孩子要用眼泪来同父母告别。据说，哭得越伤心，她往后的生活就越有福运。

当花轿抬到了男方的家门口，由德高望重、品行端正、年岁较长的妇女把新娘子从花轿里搀扶出来，

然后，新娘子在年长妇女和新郎共同陪伴下，还要踩着一个个米筛进门。据说，这个风俗也是来自中原，寓意为传宗接代。

最后，新娘和新郎在祖堂内举行拜堂仪式。

如果，这位女孩子嫁给的是永定县坎市镇的卢姓青年，那么到了农历正月十一一大早，他的丈夫一定会带着她到林婆太的墓地，参加“打新婚”。

镇上的卢姓人家，不分男女老幼，也在这一天云集在这里祭拜祖先。

相传，生活在五百年前的林婆太，是一位慈祥和善、喜欢热闹的老人。临终前她留下遗嘱：希望后人要用欢乐来纪念她。于是，卢家后代就演绎出了“打新婚”习俗。

午后两点钟，在人们的期待中，一位手持红色滚筒的长者、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现场。只见他走向等候已久的新婚夫妇，向他们的背部轻轻滚打。

传说，这一天挨了打的人，就会讨到吉祥。

这种别开生面的祭祖方式，已成为传递亲情的纽带。

汉民族的习俗和传统节日，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上都被保留在今天客家社会的生活里。

在诸多节日中，土楼人家特别看中元宵佳节的“走故事”。

所谓“走故事”，就是化装游行。其中的人物、情节来自历代传说、戏曲和现实生活。

孙国亮考证，“走故事”的源头，来自中原地区古老的迎花灯活动。

“走故事”中的人物有《三国演义》中的五虎将；

也有《四进士》中的毛朋、顾读、田伦和刘题；

还有《昭君操琴》、《貂禅拜月》、《贵妃醉酒》、《西施浣纱》等等。

但里面最重要的角色是魁星。

相传，魁星为北斗七星之一，但在重视教育的客家人眼里，他是地地道道的文星，受到了格外尊重。

因此，在“走故事”的行列里，魁星总是排在第一位。

寓教于乐，“走故事”让人们在享受欢乐的同时，也感悟到乡情无价、敦亲睦邻的意义，受到一次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与洗礼。

文化学者孙国亮介绍：在这个仪式当中，几十个古代的人物，行走在万人的众头之上，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传承，是一种理念提醒，一种道德教化，更重要的是一个历史故事的一种传播，我们的文化啊，客家文化，就在这样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完成了一代一代的传承和交接。

据当地群众介绍，以往，女孩子是不允许扮演故事中人物的。大概在四年前，这个清规戒律被打破了。

今天，为这个传统节日伴奏的，既有演奏中国传统乐器的民间老艺人，又有吹着西方铜管乐的“洋乐队”。

这就是土楼人家，这就是客家人，他们继承中华传统，却又不断地汲取外来文明，与时俱进，在闽西大地上创造着美好的生活。

（来源：一元一国学网，责任编辑：小雅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