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平安网]高振碧是厦门电视台资深编导。

2007年年初，为了拍摄一部名为《厦门记忆》的纪录片，他请国内外的亲朋好友帮忙收集资料。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但老高发出的求助信息犹如石沉大海，没有消息。

一天，心灰意冷的高振碧坐在电脑前，打开了自己的邮箱。突然，他发现邮箱中，有一个来自英国亲戚的电子邮件。

随着鼠标的轻轻按动，几张厦门老照片，依次出现在屏幕上。让他感到惊讶的是，里面竟然有一张1913年2月2日从厦门寄出的土楼明信片。

不久，高振碧又收到了美国朋友寄来的快件，让他喜出望外的是，里面是一张和英国找到的、一模一样的土楼明信片。所不同的是，新找到的这张没有邮票和邮戳。

老高觉得，首先要弄清楚它的拍摄年代。

拥有了这张一百多年历史明信片的老高，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上面的圆形大土楼，拍自何处呢？

仔细观察，明信片上印有“住六百人”、“厦门周边的土楼”字样。这更给高振碧带来不小的困惑。

高振碧介绍：厦门市有土楼吗？有，因为闽南地区土楼很多，但厦门周边，就是比较早的、厦门本地域里头的土楼，就是厦门两个小土楼，绝对没那么大的体量，没那么豪华的建筑。

既然明信片上的土楼不在厦门，又会在哪里呢？

此前，老高在永定拍过专题片，他推测：明信片上的土楼，很可能就是永定县两万多座土楼中的某一座。

老高得到明信片的消息传出后，许多人向他询问，永定为什么有这么多土楼，建造它的目的何在呢？

经过思索，高振碧以为，永定是客家县，土楼的建造也应该从客家人的历史讲起。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支民系，他们的先祖，大多居住在中原地区。由于战争及社会变动等原因，便开始了大规模迁徙历程。

李逢蕊是研究客家文化几十年的知名学者。

他在史料中发现，客家先祖的第一次迁徙，发生在一千六百多年以前的西晋永嘉五年。

这一年的四月，匈奴的军队攻陷西晋京师洛阳，大肆烧杀抢掠，史称“永嘉之乱”。此后，中国北方硝烟弥漫，华北战火纷飞，揭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

为躲避战乱，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开始迈出往南方迁徙的步履。

自西晋至明清的千余年间，凡是出现北方少数民族南进、中原动荡的局面时，一些名门望族和普通百姓便不断南迁。据统计， 客家先民先后经历了五次大规模迁徙。

闽西客家文化研究会会长李逢蕊介绍：客家人五次南迁，在闽粤赣结合部形成了客家，客家民系。那些议论是比较多，有这种说法有那种说法，但不管怎么样，五次迁徙，大家取得了共识。

为了追求平静安稳的生活，客家先民步履匆匆，跋涉不已。

因为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是以客人的身份出现，因此，就被称为“客家人”。

一天，一些疲惫的客家人，走到福建西部的汀江两岸时，立即被这片肥沃的土地吸引住了。

于是，他们停下了脚步，在这里建设新的家园。

初来乍到，面对陌生的环境和人群，客家人丝毫没有倦怠，他们为生存、发展、繁衍开始了艰辛的创业。

中华民族是好客的民族，一开始，当地人对客家先民以礼相待。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李逢蕊介绍：土著就怕他反客为主，侵占他的地盘、又怕资源受到一些损失，侵占了他的资源，还有一些关系上的摩擦，所以这样，就不断发生了一些矛盾和械斗，甚至刀枪相见。

福建省宁化县有一个叫玉屏坑的地方，这里在唐宋时期已成为客家人的聚集地。

客家人为了显示在这里扎根的决心，便把玉屏坑改名为石壁坑，教育子孙后代要有石壁一样坚硬的精神，在此生根结果。

李逢蕊认为，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家族发展，客家人利用当地富有粘性的黄土，在陌生的土地上，建造起了防御功能强、避风遮雨、高枕无忧的家园——土楼。

李逢蕊还了解到，客家人建造土楼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过去的年代里，永定一直被匪患所困扰。

而为了抗击土匪，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永定县高头乡，江宽山的画像摆放在了江氏祠堂的突出位置。

人们之所以敬重江宽山，是因为他在明朝嘉靖年间，率领子弟及乡人，多次打败在这一带抢掠的上万名匪兵。

不幸的是，在一次战斗中，江宽山英勇捐躯，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三个儿子。

鉴于这里长期严重的匪患，为加强治安管理，明朝政府于成化十四年，把永定从上杭分出，单独设县。

同李逢蕊观点一样，文化学者孙国亮也认为，是动荡的年代，导致了土楼的出现。

面对防御功能齐全的土楼，孙国亮曾经发出这样的疑问：建造它的最初创意来自何人呢？

在与老乡的交谈中，他听到了这样一个传说。

文化学者孙国亮介绍：据说晋朝的时候，有皇室的两兄弟，通过宁化的石壁来到汀江流域，来到汀江流域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那两兄弟就商量。

老二说：砍山上的木材建房子，这样方便！

老大讲：砍掉树木就成了荒山，将来会没水喝。

老二说：那就开山取石，用石材盖房。

老大讲：用石材当然好，但费力又费钱。

老二就纳闷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我们怎么办。老大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地跟他说，我们要盖黄金屋。老二就更纳闷了，这怎么可能呢。老大说，这里遍地是黄土，黄土粘性强，黄土不是黄色的么，我们盖的房子就叫黄金屋。

于是，用生土建房子的创意，在兄弟俩的对话中形成了，它以后成为了闽西客家土楼的样板。

孙国亮认为，这些传说，虽然带有演绎、杜撰的成分，但也说明了客家土楼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为了溯源，土楼文化研究会的苏志强翻阅了许多书籍。他认为，土楼是客家人继承中华古老夯土技艺的结晶。

考古发现证明，五六千年以前的先民就掌握了夯土技术，此后，这种技艺就被后人沿袭下来了。

时光到了北宋，发源于原始社会的夯土技术进一步发扬光大，并有专门的著述《营造法式》问世。

《营造法式》为宋代著名建筑学家李诫编撰，全书三十四卷，是建筑工程的重要典籍。

书里面的这样一段话，引起了苏志强的注意：“筑墙之制，每墙厚三尺，则高九尺，其上斜收，比厚减半；若高增三尺，则厚加一尺，减亦如之。”

永定客家土楼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苏志强：按照《营造法式》的里面的规定，建造房子，房子的高度，跟墙的厚度的比例，是三比一，建三米高的房子，它的墙厚要一米，建九米高的房子，它的墙厚就要三米。

那么，永定土楼是否达到《营造法式》的标准呢？苏志强决心对县里有代表性的土楼进行一次测量。

然而，结果却让他惊讶：因为永定土楼与《营造法式》的规定相差甚远。

苏志强介绍：以振成楼为例，振成楼的墙高大约有十三米，按照《营造法式》的规定，那么它的底层的墙厚大约要四点一米至四点三米。实际上，振成楼的墙厚才一点三米，比《营造法式》的规定，少了近三米。

苏志强以为，这在经济上，用地上以及建筑空间上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紧接着，一个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比《营造法式》规定的厚度少了许多的永定土楼，其坚固程度又是怎样呢？

为此，苏志强走进了县里的申遗办公室。

申遗办主任郑新彩告诉苏志强，永定县境内的土楼，大部分建造于清代，距今约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四百岁以上的土楼尚存有十多座，至今仍有人居住。

郑新彩认为，在永定，最让人称奇的是建于明朝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位于高陂天后宫后面的宝塔。

宝塔的一至四层用黄土夯筑，高度为二十米，厚度仅有一点一米。第五层才改为砖墙，又往上砌起了二十米。塔体厚度与楼高之比，竟然达到了一比四十。

来此参观的专家学者们惊叹：这是一个超极限的数字，它代表了中国古代夯土文明的最高水准。

在申遗办公室里，郑新彩还给苏志强说了这样一件事。

前些年，遗经楼里的一户居民，为了生活方便起见，决定在一层开一个窗户。

郑新彩回忆道：他请了几个年轻人，很壮的。年轻人可能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不懂。拿那个锄头，挽起袖子就是这么一挖，结果锄头被飞走了，弹出去了，墙上留下一点痕迹，挖不动，没办法挖呀。

不得已，这户居民赶忙去请石匠。

没有想到，石匠用钢钎凿了两天，进展还是不大。

最终，石匠动用了电钻，才把窗户开成。

土楼墙体使用的不是钢筋水泥，却坚如磐石，奥秘何在呢？

带着疑问，苏志强来到了遗经楼。

与居民座谈时，苏志强又听到了另外一件往事：1942年，一场大洪水曾经把遗经楼的底层浸泡了十天之久，但大楼安然无恙。

楼主人把其中的秘密透露给苏志强：这座建于清朝道光年间的土楼固若金汤的原因，是它的墙体里面除了有黄泥、细沙之外，还掺入了石灰。因此，特别坚固。

当地把这种建筑材料叫做“三合土”，在没有水泥或水泥奇缺的年代，它曾被广泛使用。

不过，最近苏志强收集资料时，听到一条这样的消息：土楼坚固异常，是因为它的墙体泥土里面，加入了红塘、鸡蛋清和糯米汤这种“特殊的三合土”。

为此，苏志强开始查找相关信息。

根据《永定县志·实业卷》的记载，民国，永定根本就没有糖厂，所以永定人的食糖，都是从隔壁的南靖、或者是大埔县运过来的，因此人均的用糖量是很少的。

资料表明，比邻永定的南靖县，1947年年产红糖万余担。

当时全县十一万人口，平均每人年用糖八斤。而在清朝乾隆年间，人均年用糖量只有一斤半。

南靖的情况，可作为永定的参照。

苏志强计算过：建造一座直径七十三米、墙体厚度一点五米、高度约十三米的圆形土楼，需要用土一千八百五十多立方米。

让苏志强难以理解的是，在把糖视作宝贝的岁月里，有谁舍得用它来筑墙呢？假如把数量不多的糖，放进小山丘似的泥土里，又能起多大的粘合作用呢？

至于在墙体里放进糯米汤和鸡蛋清，苏志强认为，在生产力落后、温饱难求的年代里，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假如以上的情况是对平民百姓而言，那么，家道殷实的大户人家是否会用这种特殊的三合土盖土楼呢？

遗经楼的后人陈炎荣这样认为：他的祖先、遗经楼的建造者陈华兴，是成功的商人，当年，他所挣的金银可以在院子里堆成一座小山。

如此富裕的家庭夯筑墙体时，都没有使用红糖、鸡蛋清和糯米汤。其他的人家就不大可能了。

可是，在土楼众多的永定县，到底有没有用红糖、鸡蛋清、糯米汤这种特殊材料建造土楼的呢？苏志强决定去找阿耕了解情况。

振成楼楼主林日耕，年轻时曾亲手建造过不少土楼，对墙体的用土配方很了解。

阿耕对这种说法早有耳闻。对此，他并不完全否定。不过，这种造价昂贵的特殊三合土，他从来就没有使用过。

振成楼楼主林日耕介绍：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从十六岁开始打土楼，十六岁打土楼，我打了十几年时间，在南靖、漳州、永定建了上百栋土楼，从来没用这些东西。

阿耕认为，土楼的用土往往是就地取材，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最理想的则是水田下面的泥土。

阿耕记得，土从水田下面挖出来以后，还要根据具体情况，有的要掺进一定比例的细河沙，有的还要加入石灰等。经过充分搅拌均匀、反复翻整发酵后才能使用。

阿耕以为，土楼历经几十年、上百年的风雨洗礼依然屹立不倒，除了当地的土质具有很好的粘性之外，墙体里还隐藏着不为人所知的秘密。

那就是每夯大约十厘米高，就在墙体中放进竹片或杉木条。

当地人把放在墙里的竹片和衫木条称做墙骨。正是这些墙骨，把整座楼的土墙连成一个牢固的整体。

土楼的墙体通常为—米多厚，从底层往上，每一层减薄三至五寸，使重心下移，墙体也就更加稳固。

南方多雨，为防止雨水毁坏墙体，客家人在楼顶专门设计了大屋檐。

屋檐伸出墙体外边达三米左右，有了这张巨大的保护伞，土墙自然是风雨无忧。

阿耕认为，因为土楼是为了安全而建造，也就突出了防御功能。

以振成楼为例：作为厨房和粮仓的一至二层楼外墙完全封闭。

到了三层和四层，振成楼才开有窗户。窗户不但能通风采光，还兼作枪眼。

在永定，许多土楼只开有一个大门。只要把大门一关，整座土楼就是一个封闭的城堡。

用厚重的硬木做成的两扇大门，抗撞击能力非常强，但弱点是惧怕火攻。因此，客家人不但给它包上了铁皮盔甲，还在消防上动了不少脑筋。

衍香楼建于清朝光绪六年。当年，为了应对匪盗放火烧门，楼主人在大门上方安装了防火水柜。

一百二十多年过去了，防火水柜还起作用吗？

衍香楼现在的楼主苏恒瑞，决定检验一下。当他把一桶清水倒进位于二楼的漏斗后，流水迅速通过管道，在大门外侧形成一道瀑布。

假如，此时门口有燃起的大火，就会被水浇灭。

许多楼主都选择溪流中的大块鹅卵石，做土楼的墙基。

而永定的工匠们，通过长期实践，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砌墙基工艺。

振成楼楼主林日耕介绍：大头在内，小头在外。小头在外。他怎么扒，扒不出来。两边都是这样子，它交叉的。外面是小头，里面是大头，外面是大头，里面是小头。你怎么扒，扒不出来，你怎么挖，没办法挖出来的，没办法挖。设计的非常科学。

那么，假如土匪们挖用泥土夯筑的墙体，是否能达到目的呢？

林日耕介绍：一般的土楼建筑，大部分一个人头以下，中间墙里面埋了大木头。为什么？怕人家挖，要是真的挖着大木头了，砍也不能砍，锯也不能锯。

有的墙体中间还隐藏着坚硬的石头，这足以让企图挖墙进楼者望而却步。

有的土楼还别出心裁地在外墙上设计了瞭望台，瞭望台可以架设枪炮，打击来犯之敌。

于是，在永定，就有了土匪在土楼面前损兵折将、无功而返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使古堡似的土楼更加传奇和神秘。

就在高振碧收到从美国寄来的明信片不久，他的朋友们也搜集到一张印有教堂和圆形土楼的明信片。

发现了这两张明信片，老高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一定要到现场去，带着老照片去，到现场去比对，像考古一样的，咱们能够从摄影家的角度，咱们想法在原机位，去比对一下。

2009年3月，老高带着明信片，离开厦门，到永定县进行对照查找。

永定县申遗办公室，对高振碧的到来非常欢迎。

在对明信片认真分析后，他们首先来到了距离县城大约四十多公里，一个叫奥杳的地方。

奇迹，在这里发生了。

高振碧回忆道：现场一看，不得了，整个建筑全部都在，就是图片里头的三栋建筑，教堂、土楼，全在，只不过我们从远处看，圆土楼有部分坍塌了。我再看一下周边的环境，甚至连当时拍摄的机位，都看到了。

位于明信片左边的土楼，名字叫挹薰楼，为姓吴的人家所建。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

由于楼里的人陆陆续续到国外谋生，这座没人居住的古堡早在六年以前，就已经荒废了。

紧接着，心情激动地高振碧，拿着另外一张圆土楼的明信片，马不停蹄地进行了大海捞针似的寻找。

可是，奇迹并没有再次发生。

几天后，高振碧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永定。

尽管此行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老高依然很高兴，因为，为了防御而建造的古老土楼，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拥有了一张世界级的名片。

高振碧打算过一段时间，再带着那张没有明确身份的土楼明信片，到比邻永定的另外几个县去找一找。

在那里，他或许能了却心愿。

（来源:一元一国学网，责任编辑：小雅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