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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夫子检讨中国人的诚信观

浏览次数:2251      日期:2010-07-17

从孔夫子检讨中国人的诚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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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春晚有个小品,讽刺了手机的一个特殊功用:替朋友圆谎。朋友的妻子打来电话,查问丈夫行踪,被询问者随口替那位丈夫圆谎,说得自然老练。当然这是“善意的谎言”,有可能平息一场感情危机、挽救一个破碎的家庭,因此在笑声中被人接受了。

经验告诉我们,春晚的节目不可随意安排:有一年费翔在春晚高唱“一把火”,结果那年大兴安岭真的着了大火,烧得全国人民心焦。今年小品的关键词是“说谎”,结果刚刚半年多一点,就出了一连串的“说谎”事件:先是教授论文抄袭,接着又是精英文凭造假……

其实这两件事的警示意义远比事件本身大得多:一个民族如果连最“较真”、最“呆气”的知识精英都在靠撒谎推销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可想而知!

不用细寻就会发现,我们被谎言包围着:

从虚假广告到政绩灌水,

从地沟油到三聚氰胺,

从盗版光盘到山寨手机,

从假钞泛滥到假ATM机,

从假药、“悟本”到传销骗术,

从考试作弊到写作抄袭,

从冒名上学到擅改户籍,

从矿难瞒报到股市“鼠仓”,

从企业漏税到中央部门偷用假发票(骇人听闻啊)……

最离谱的是“办证”广告竟打到007的大片里!我奇怪的是如此丢脸的事,有关部门竟听之任之——我不信能打败蒋介石八百万美装军队的我们,竟对付不了几个“办证”的游击队?从某种意义上说,办假证、(包括卖假发票)的危害远远大于印假钞!证件是以国家名义为一个人的身份做担保,如果连“人”都是假的,还有什么不能做假?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哪一家企业,敢跟满街都是假证广告的民族踏踏实实做生意?

我常想,如今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其根源何在?恐怕我们的老祖宗不能辞其咎。因为从儒家先师孔夫子起,就对说谎这件事不太在意。有一次有人跟他辩论,说父亲偷了羊,儿子就该去告发。孔子怎么回答呢?他说:我所说的“正直”跟你的不一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就是我所主张的“正直”)。看来,孔夫子更在意“伦理”,更在意“亲情”。当然,他的话也不无道理:如果一个人连父亲都能“出卖”,还能指望他爱别人、爱国家吗?——只是在这看似有理的结论中,“诚信”的地位被大大贬损了!

孔夫子的态度是否代表了华夏民族整体的道德认知,不敢妄下判断。不过在后世的评价体系中,“诚信”在道德排行榜上不得不让位于种种“更重要的品质”,这又是事实。记得有一则唐人笔记,说的是日本国一位擅长围棋的王子来朝,与唐朝第一国手交手。日本人很厉害,大唐国手也只是勉强取胜。日本王子感慨之余,问国手在中国排第几,国手为了壮中华国威,于是诡称“第三”。王子叹道:“小国第一,难敌大国第三啊!”此事或许只是传说,然而故事所隐含的价值取向却非常明确:一句谎言轻松维护了大国尊严,这样的谎言是值得赞赏的!——可能这种思维方式始终存在于国人意识中,因此在近年的国际体育比赛中,出现不止一例随意改动运动员年龄的事件。在某些人看来,为了“为国争光”的大目标,何妨撒个无伤大雅的小谎?骗骗外国“傻冒”,中国人的聪明还是绰绰有余的!而事件的背后因素则是:由此获得的名和利(如升官、发财等),“为国撒谎”者不但有份,很可能还要拿“大头儿”。

这种意识在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包括大传统、小传统)已被国人认可。例如在民间传说中,早就有唐太宗下地狱,请托阴间“熟人”私改“生死簿”为自己加寿一纪的故事。这段情节还被小说家吴承恩写入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读者在聆听这样的故事时,也总是莞尔一笑,觉得很正常。人们对于权势者,总是更宽容。——受着民族文化的熏陶,听惯了这样的故事,类似今天某些人利用权势篡改户籍、冒名上学等事,也就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中华民族以农耕为主业,靠天吃饭,凡事容忍,没有养成锱铢必较的习惯(遇到水、旱、虫、雹,您跟谁“较”去?)这大概也是对那种“丁是丁、卯是卯”的商业文明信条不大认同的根源所在吧?

不过一个民族总在进步,随着近代商业、金融业的发展,中国人对“诚信”的重视日甚一日。诸如近代山西票号以一纸签押文件即可于千里之外提取千万银钱的作法,就是这种进步的明证。——可惜这样的萌芽很快就被毁坏于兵荒马乱之中。而中国人骨子里“诚信”应当让位于“伦理”、“道义”的观念,则一再回潮,愈演愈烈。——当然,在种种冠冕堂皇(近若干年连“冠冕堂皇”也不要了)的借口后面,又无不掺杂着出于本能的、不加遏制的个人名利欲念,滔滔汩汩,发展为不可阻遏之势,遂有了上举的那种难堪局面,思之令人痛心!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8b3740100mgel.html?tj=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