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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1859年）：
鸦片战争前，广州有伯驾医生开创的广州眼科医局,但在战争中被夷为平地。
1858年底，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踏进广州城，1859年1月创立博济医院。嘉约翰自任院长长达44年。
中国医生黄宽，在英国留学获医学博士于1858年回到广州，应嘉约翰之邀，黄宽常到医院给病人施行外科手术和会诊。
上海（1844年）：
1844年，英国基督教伦敦会的洛克哈特在上海南门开设诊所。1846年在中国医学传教会香港分会资助下，诊所迁到上海北门，定名仁济医院。在1876年，医院“所有严重的外科手术均在无菌情况下进行”。仁济医院开创了外科消毒法在中国的最先应用。仁济医院是上海第一个教会医院。
北京（1861年）：
1861年，洛克哈特以英国公使私人医生身份进驻北京。他一方面为英国使馆人员治病，监护英国公使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又与伦敦会总部联系，表示愿意帮助教会传教团在北京开设一所医院，为中国人施医给药和传教。经过积极的策划和筹备，北京施医院终于开门施医，由洛克哈特兼管，成为近代北京第一个西医医院。
德贞掌管施医院后，1865年，迁至东城米市大街一座佛教寺院。原有房屋经过修缮和粉刷，面目一新。新院有病床30张，医院正门旁竖立了两杆70英尺高的旗杆，因此得俗名“双旗杆医院”。
（记者刘睿彻 整理）
创始人毕业于皇家医学院
1861年，汉口开埠。
汉口，地处汉水、长江交汇之处，水上交通极为方便。清朝康熙年间，各地的生意人纷纷来此做买卖，这里就渐渐繁荣起来。长堤街、汉正街、花楼街相继建成。开埠之前，汉口已是当时中国集政治、经济和文化于一体的重镇。
作家方方在《汉口的沧桑往事》里这样写道：“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原本形成的商业基础，使得汉口成为洋人眼中的热土。一经开埠，洋人纷至沓来……”
在纷至沓来的洋人里，有一位来自英国循道会的传教士名叫乔赛亚·考克斯，中文名字郭修理。史料记载，郭修理曾在广州、南京等地布道。
西医进入中国，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息息相关。《中国医学通史》中记载，1838年，在西医最早进入中国的前沿城市广州，美国传教士伯驾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医学传教会，宣称要“鼓励在中国人当中行医，并将我们的科学、病例研究和科学发明等有用的知识，拿出一部分与他们分享……因为只有这样的场合，可与中国人民交往，可以听到大部分真实情况，回答我们许多问题。……因为一个病人在医生面前，往往是坦诚相见的。”因此，在所有的开埠城市里，都有医学传教活动，并且，不同的教派都有。
那时，在汉口传教的除了循道会的郭修理，还有一个来自伦敦会的杨格非。一天，两人站在龟山上商议划分传教的势力范围，商议结果是汉口沿长江一带属杨格非，沿汉水一带属郭修理。
郭修理在大通巷购房买地，建教堂开始布道。很快，他意识到，汉口是华中地区的商业中心，对传教事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他写信要求公会派医学、教育、文字等方面人才来协助他的工作。在他的倡议下，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选派具有医师资历的传教人员费波特·史密斯医师来汉。
史密斯早年求学于英国唐顿卫斯理学院，继而从英国皇家医学院毕业。1863年12月，史密斯在妻子的陪同下启程，飘洋过海，后又顺江而上，历时5个月，次年5月17日夫妇二人抵达汉口。5月25日，抵汉第8天，夫妇俩就在金庭公店一间民房内正式开始行医，由郭修理当译员。几天后，他们在自己的诊所门口挂上“普爱医院”四字的招牌，史密斯改中文名施维善。
武汉历史上第一所西医医院诞生了。
此时，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的西医院也刚迈出脚步，如1846年上海的仁济医院，1859年广州博济医院，1861年北京施医院等。
紧随其后，1866年9月8日，杨格非在后花楼居巷购一块地也开办了一家医院，取名汉口伦敦会医院，又名汉口仁济医院。如今，这家医院已发展成声名显赫的协和医院。
■发展
西医求治者众多
多家西医医院三镇布点
毕业于皇家医学院的施维善医术高超，前来求医的人络绎不绝。刚开始，施维善用碘酒、硫磺药膏、金鸡纳霜等4种西药，对症治疗皮肤病、眼病等。史料记载，普爱医院开诊当年，应诊人数为18764人次。
这种情形远远好于西医进入中国之初。西医初来中国之时，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无异于天外来客，怀疑、恐惧是社会民众的普遍心理反应，甚至一度被认为邪恶。
有史料记载，那时公众对于西医尸体解剖的惊诧和畏惧，是因为人死后“保守尸体为吾国最神圣不可犯之旧习，国人见其如此也，遂哗然以为杀人食人，如水浒绿林之所为矣，百口辩解，终莫肯信”。
在广州，最早到中国的教会医生之一伯驾设立的“眼科医局”，开业第一天竟然无人问津。
这种状况后来有很大的改善。当时，有报纸时评报道：“自中国通商以后，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非徒来医西人，而且欲医华人。但华人不识西国药性，不敢延请西医，故初时华人均不肯信西国医药。于是西医邀请中西商富，先集巨资，创立医馆；次集岁费，备办药材，以为送医之举。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则无论贫富贵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
小诊所已满足不了民众的需求。1866年，施维善筹建的新医院落成了。医院为仿西式砖木结构，设候诊室、药房，周围为药园，栽种花草树木。医院设2间男病室，有病床12张；2间女病室，有病床8张。新式医院、住院，成为当时市民新潮事。
七旬汪希龄老先生是2013最新版《武汉卫生年鉴》顾问，在年鉴中，他整理出“武汉卫生历史大事记”。近日，记者拜访老先生。他介绍，普爱、仁济医院开诊后，在三镇都有教会医院。
在武昌， 1875年美国圣公会建武昌圣公会医院，这是市三医院的前身。在汉阳，市五医院源自天主教高隆庞医院，更早是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医院旧址。
■兴盛
湖北西医医院数量排国内第四
21国医生同时在汉行医
今天，当人们走在汉口黎黄陂路上，都会有种今昔交错、时光倒流的感觉。5月23日，记者在这里寻访万国医院的印迹，百余年前，有21国医生在这里行医，盛况空前。
路口，新立的石碑上记载，自1861年开始，英、德、俄、法等国在汉口设租界，持续80余年，此路段1897年辟为俄国租界。这条长604米的路，集中了16栋欧陆建筑物。
按照石碑标注的位置找到万国医院旧址，如今是市中医医院所在地。医院正门大理石标牌上还记着万国医院的过往。
民俗专家刘谦定介绍，老一辈的武汉人都知道这里是“老万国”。1910年4月，英、法、德、美、波、奥等国在汉领事及各国人士集资9万两白银，在俄租界建万国医院，首任院长为意大利阿尔只达女士。之所以叫万国，因医务人员来自21个国家，盛极一时。
市中医医院老职工徐友宏为记者讲了一段过去听来的掌故，“抗战前的万国医院医疗业务收入有限，常常会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于是拉起了 ‘赞助’，凡在汉之外侨，已婚者每人每年捐大洋15块，未婚者捐10块”。
万国医院当时的影响力难以寻访。史料记载，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汉口租界的数量仅次于天津，居全国第二位，面积仅次于上海、天津，居全国第3位，其影响力位列内地各外国租界之首。这或许可以成为租界里医院影响力的佐证吧。
还有资料记载了当时西医院摩肩接踵、门庭若市的场景：“看一看在医院大门外，排在大街上候诊的队伍，看一看每天清晨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车马轿子，看一看那些官员、侍从、马夫、轿汉，是如何把整条街挤得水泄不通的。人们把小孩举过头顶，否则小孩就会窒息、挤伤。”显然,只有赢得社会公众的热衷和关注，西医在中国的发展才有肥沃的土壤，民众的认可是西洋医学在中国扎根生存的基础。
据《中国医学通史简编》，至1921年，全国主要省区均有教会医院，其中湖北排第4位，医院27所，独立药房8个，排前3位的是福建，医院41所；广东，医院39所；江苏，医院34所。
150年前普爱医院开启西医入汉
21国医生曾在汉行医
记者 刘睿彻
1864年5月25日，汉口汉正街，一位名叫费波特·史密斯（Dr.F.Porter Smith）的英国传教士开设的诊所悄然开张。这位传教士后来改中文名叫施维善，诊所改名为汉口普爱医院。
西医入汉由此开启。彼时，是汉口正式开埠通商的第3年，距广州、上海等第一批城市开埠通商约20年后。
150年后的5月25日，记者来到武汉最早的西医医院——市普爱医院。
走过150年，这家医院几易其名，最终，又用回最初的名字。如今，仍能找到当年行医的痕迹。
沿长江汉水发展多家分院
普爱医院成
西医传播中心
作为进入武汉的第一个西医医院，普爱医院凭借技术和人才，迅速成为武汉乃至周边地区一个重要的医学传播中心。
以汉口普爱医院为基地，传教医生沿长江和汉水，在大冶、武穴、安陆、崇阳等地开办教会医院，全部以“普爱”命名。
1886年，普爱医院走出武汉，在安陆市建立了第一个普爱医院分院。2009年，该院挂上“安陆市人民医院”和“普爱医院”两块牌子。
1908年，循道会工作人员来到荆门市钟祥郢中镇东子胥台，成立了钟祥普爱医院，1942年日伪政府接管。抗战结束后恢复教会主管，1952年结束国外势力几十年的管辖，由钟祥县人民政府接管。1992年命名为“钟祥市人民医院”。
与普爱医院最有渊源的是黄石市中心医院。该院始建于1914年，当时的地址在大冶县城关老北门。其前身是由英国循道会牧师赫水襄（译音）创建，是汉口普爱医院的重要分支。汉口普爱医院首任华人院长江虎臣曾担任该院院长。
直至现在，武汉市普爱医院仍经常与黄石市中心医院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记者黄洁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