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网站首页 >发展 >发展论道

边化解腐败呆账 边改革权力结构

浏览次数:1938      日期:2014-05-15

边化解腐败呆账 边改革权力结构
 

    李永忠,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长期潜心于党建、制度反腐等领域的研究。

    李永忠从军队纪委到地方纪委,从县纪委、市纪委到中纪委,再到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有着几十年的纪检监察工作经历,这种资历使他熟稔我国反腐败形势,成为制度建党、制度反腐的专家。

    记者杨于泽 北京报道

    反腐风雷急。当下,反腐与改革并立,占据着国家的政治议程,公众的切身感受是:民众举报多,贪官落马密。几乎每天都从中纪委网站传来腐败官员落马的消息。

    简单地看,反腐就是“打老虎”和“拍苍蝇”。但当腐败问题积累到一定阶段,反腐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

    现在打虎好戏连台,民众既喜且疑且惑。李永忠,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中纪委制度反腐专家。本报记者近日赴京,就反腐的若干热点与难点与李永忠进行了探讨。

    “有腐必反”是政治态度

    求知: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前所未有,可不可以称为“零容忍”、“有腐必反”?

    李永忠:“零容忍”、“有腐必反”是政治态度、政策方针,而善于抓反腐败的重点、突出重点是反腐策略、斗争策略,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形成高压态势。但面对那么大的腐败呆账存量,怎么办?王岐山提出“坚决查处那些不收敛不收手的领导干部”。政治态度上必须“有腐必反”,这样才能增强信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上我们必须坚持“有腐必反”,但策略上要根据斗争的需要。

    求知:你有一次在凤凰卫视上讲,有一年黑龙江挖出窝案,300多名官员落马,最后不得不从北京调人过去“顶班”。后来改变策略,搞“精确打击”、“定点清除”。这算不算向腐败妥协呢?

    李永忠:我不太同意用妥协不妥协的说法。我认为当初搞“精确打击”、“定点清除”,是因为政治体制没有实质的改革,纪检体制的改革没有实质性的推进,而面临的问题又是积重难返,腐败案件成堆。在这种情况下,你深挖窝案串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应对当时那个局面的,只能定点清除、精确打击。这种不得不退缩的打法,恰恰造成了腐败迅速地蔓延。你把副书记抓了书记的问题没有解决,把市长抓了市委书记的问题没解决,它自然还会继续蔓延。清除的是个人,但整体没有得到清除,而且没有通过深化改革来推进斗争。因此,权力反腐,只能解决把官员关进监狱的笼子里;制度反腐,才能解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求知:如果现在再遇到当年黑龙江式情形,中纪委会怎么办?

    李永忠:我的意见是,既要深挖窝案串案,也要定点清除、精确打击。这就用得上韩非子的一句话:“世异则事异”(时代变了,政策也要变),“事异则备变”(政策变了,措施也要变)。当时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推进,我们只能搞定点清除、精确打击。

    现在有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比如改革纪检体制、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进行监督,一方面你得深挖窝案串案,比如像中石油、四川都连续查处了几个省部级干部,但是对别的地方还是需要定点清除、精确打击,你不能马上开很多口子,只能开一两个口子。30多年形成的腐败呆账很大,而反腐力量有限,切记: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打老虎只是救急手段

    求知:你曾经在凤凰卫视中讲,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首提“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是这样的吗?

    李永忠:是首提。上世纪80年代老百姓说“越反越腐”,媒体要我谈看法,我说“不是越反越腐,是不反更腐”。腐败不是因为反腐败形成、加剧的,是早反比晚反强,针对“本”上反比针对“标”上反好。当时,我不能说越演越烈,实际是明摆着越演越烈,民众说的是“越反越腐”。越反越腐会让人产生歧义,以为腐败是因为越反越腐的,你不反还好一点,你越反还越腐了,我当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但“越演越烈”是形势发展比以前更严重了,这比“越反越腐”要客观,不是“反”的原因,而是因为体制改革没有推进造成的。

    求知: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反腐“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现在“有腐必反”,为什么称之为“治标”?

    李永忠: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现在腐败问题比任何时期都更严峻,已经达到这个程度,已经急得不得了了,只能先治标。我们以前借出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有可能向治本方向发展。但从出台的《党内监督条例》看,纪委对同级党委都不能监督,对同级党委常委也不能进行监督。

    苏东坡有句话:“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虽百世而不改也。”治其本,早上发布命令,晚上就能见到效果;治其标,一万年都变不了。苏东坡当时就谈到治标与治本的问题。

    治标的方法,是为了尽快形成反腐的高压态势,来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现在用的都是治标的办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革纪检体制,要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进行监督。纪委对同级党委进行监督,而且“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治本的方法开始出台了。

    光搞“三观”教育等于放任腐败

    求知:你提过一个“贪欲+权力+机会=腐败”的腐败公式,具体怎么理解?

    李永忠:贪欲之心皆有之,就像好色之心人皆有之。“食色,性也。”但不要以为贪欲之心就一定是坏事,是人性之恶。从辨证的角度看,这种看似恶的东西,只要有一个好的权力结构、好的制度安排,反而更能调动他,他的欲望很大,他做好事的动力也会很大。但前提是诱导他、规范他,迫使他做好的事。贪欲之心皆有之,但它在一个好的制度和权力结构下可以做成好事。这就是邓小平那句话:“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权力是无法避免的,它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干坏事。权力更是一个中性词,是双刃剑。机会,既面临着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也面临着为自己捞钱的机会。这三者相加,就成为腐败。如果权力是一个过分集中的权力、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贪欲加这个不受制约的权力,一旦遇到机会,那肯定是腐败;贪欲加上一个受到严密监督的权力,即使遇到了机会,他也不敢腐败。

    我们的反腐败最初以为贪欲最坏,想通过加强教育,让人人都没有贪欲之心。后来,以为机会太多,想通过八小时内到八小时外的时间全覆盖,以及权力详细清单和权力运行各环节的空间全覆盖来阻断机会。最后,总算明白了——其实是沿用于“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设计得不好,至今尚未“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求知:我们过去把“三观”教育作为反腐的日常功课,看来是不得其法了?

    李永忠:如果说权力结构解决了,再来抓“三观”,是可以的。如果权力结构不改革,思想教育抓得越多、频率越快,覆盖面越广,投入越大,他腐败起来更快。

    求知:为什么说更快呢?

    李永忠:当你的土地完全被污染毒化了,你培养的种子,它长得越快,在这个坏的土地里面,产生的恶果是不是更大?人吃了是不是更坏?就像你把鸡、猪用超大剂量的激素来催,它自己即使想给你生个好蛋、想给你长好肉,你那个东西就是坏的,它不是变得更坏吗?

    “本”在土地上,思想教育只有先导之功、潜移默化之用,它永远是波动的、易变的;制度才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中央明确提出“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

    改革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

    求知:你一直强调制度反腐,你理解的这种制度包括哪些东西?

    李永忠:我们能否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有五个必须要素可作测验:第一,必须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第二,必须改革党委权力结构;第三,必须改革现行的选人用人体制;第四,必须让党员、群众真正成为党和国家的主体,真正成为反腐败的主力军;第五,必须积极稳妥地处理多年形成的腐败呆账。

    求知:现在的权力结构存在哪些问题?

    李永忠:我们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实际上沿用的是苏联模式,一是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体的权力结构;二是层层任命制而非选举制的选人用人体制。这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两个根本性原因,这也是“苏联模式”不支持长期执政的两个最根本因素!

    三十多年反腐败,我们从可能是个别人品质、素质有问题,到或许是大范围教育、选拔、监督有问题,再到应该是权力运行机制有问题,最后终于明白确实是权力结构有问题,至今尚未“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求知:怎么改呢?

    李永忠:第一要改它的权力结构。决策、执行、监督三权高度重叠在一起的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必须改;第二要改它的用人体制,苏联模式不是从下往上层层选举干部,而是从上往下层层任免干部。把这两个根本性的弊端改了,就可以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科学的选人用人体制,从而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三管两让一入笼”,即“用制度来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只有制度才能实现“三管”、“两让”,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制度反腐的根本之策。中央已经认识到了,制度反腐才是根本之策。无论是香港、新加坡还是北欧,都是用制度反腐。

    在今年1月14日中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没有提到“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而只提到“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制度反腐的核心就是通过改革,以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权力结构科学了,运行机制就好办;运行机制好办,权力岗位就好办,权力风险环节、风险点也就容易解决了。不解决权力结构这个根本性问题,老是解决权力的人和事、权力岗位的问题、权力环节的问题、高危环节的问题、教育、管理和监督的问题,以及权力运行机制的问题,最后都是没抓住根本。

    设特区推动制度创新

    求知:从“治标”转向“治本”,需要多长时间呢?有没有时间表?

    李永忠:当前反腐高压态势形成后,重点要打击那些现在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领导干部。王岐山是解决金融呆账的高手,相信他对腐败的呆账存量也有高明的解决办法。

    十八大前我曾撰文提出“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当年”的时间节点判断,当年就看反腐败高压态势能不能形成,这是当年第一看。当年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已经形成,今年4月王岐山书记表态“坚决查处那些不收敛不收手的领导干部”,其实也释放出突出打击重点,妥善处理呆账,逐步转向治本。

    求知:既然制度反腐是治本之策,怎么把制度立起来呢?

    李永忠:这就是“看三年”,看三年内政改特区能不能设立。如果当年邓小平不设立经改特区,我们现在市场经济体制早就胎死腹中了,根本不可能有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面形成。同样的,如果政改特区设立了,治本就可以在三年内推进了。制度反腐的前提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但不是在全国普遍推进,而是先在特区搞,就像经改特区,深圳、珠海先搞。

    求知:这可是说时容易做时难。

    李永忠:这里可以用习近平的四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问题导向”。现在已经问题如山,积重难返。用他的话说,是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了。问题导向,说的是方向要明确。第二个关键词是“底线思维”。面对那么多老大难题,必须考虑到最坏的情况,预案要造出来,不然一旦出现则难以应对。有了底线思维,出现比较坏的、不坏的、比较好的情况,你都能从容应对。底线思维说的是,方法要正确。第三个是“防止颠覆性错误”。因为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啃硬骨头,不犯错误是不可能,但这么大一个党、国家,颠覆性错误一定不能犯,否则就是千古罪人。邓小平通过设立经改特区,就把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那么严重的矛盾、那么复杂的任务解决了,而颠覆性错误没有发生。设立特区,是防止颠覆性错误最好的做法,也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高明之处。第四个关键词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们的干部就能重新回到群众中去。你把权力关进去了,“三清”(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自然就实现了。

    化解腐败的呆账存量

    求知:对腐败“零容忍”有没有现实可能性?目前应采取什么策略?

    李永忠: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肯定应当对腐败“零容忍”。现在腐败呆账存量那么大,你能全部彻查严处吗?全部彻查严处,势必造成鱼死网破,甚至鱼没死,网已破。从某种意义上讲,腐败官员既因自身素质不高,也是制度不完善的牺牲品。王岐山提出“坚决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的领导干部”,主要是积极稳妥地解决腐败呆账,把防止腐败新账作为重点。

    求知:很多人认为官员财产公示是一项反腐的制度安排,迟迟没有推进,是不是有什么深意?

    李永忠: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相当多的官员都有些或多或少灰色、黑色收入,时间上的马上和空间上的全部公示,要么让大多数官员半真半假地形式公示,要么让大多数官员的形象和利益受损,要么让监督机关、办案机关左右为难。只能新人新政策、老人老办法,慢慢解决这个问题。就像滇池的水已经污染为劣质的五类水,怎么办?把滇池里的水全部抽掉,滇池的生态就彻底破坏了。如果把滇池全部填埋,那将是千古罪人。经科学论证,办法是,不断地将金沙江的水,注入滇池,让污染的浑水慢慢地流出去,十多年后,滇池的水就能变为三类水。解决腐败呆账,必须找到一个积极稳妥的理智性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