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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诗应该揭示更多的未知

浏览次数:1655      日期:2014-05-13

好诗应该揭示更多的未知
 

    唐晓渡在自己的书房  见习记者胡冬冬 摄

    记者宋磊

    近几年,全国各地掀起诗歌热,各种与诗歌相关的活动此起彼伏,让人仿佛感觉诗歌的复兴即将到来。上月,著名诗歌批评家唐晓渡接连主持、参与了两场活动:国际诗人瘦西湖虹桥修禊活动、第三届中国新诗沙溪论坛。他参与发起的“北京文艺网华语国际诗歌奖”第二届评奖也在进行中。

    提起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唐晓渡绝对绕不开。他既是评论家、诗人,又是编者、译者;他参与、见证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辉煌与沉静,同时,他还是一个勤奋的诗歌推手。

    走进新世纪,中国当代诗歌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这十多年里,中国诗歌究竟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于北京采访了唐晓渡。

    “那感觉像是被谁揍了一顿”

    “扬州满地是诗人”。也许是因为源于血缘中的诗性基因,扬州人唐晓渡与诗歌结缘几十年。

    1970年代初,唐晓渡在当工人时就开始学习写诗,当然,回头看他认为那只是些“胡涂乱抹”。直到1978年底,唐晓渡在《今天》创刊号上读到北岛和芒克的诗,才突然觉得开了窍。“那感觉像是被谁揍了一顿,却又自觉打得亲切”。

    1982年,唐晓渡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他来到《诗刊》,成了一个职业的诗歌工作者,并与一批诗人朋友一起,经历了当年那波诗歌热潮。回首这段经历,他说:“我把完整地亲历1980年代的诗歌变革,视为个人精神成长史上的一大幸事。”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唐晓渡开始积极参与策划、创办诗歌民刊,并更多地投身不同层面的诗歌交流活动。1988年5月,他与诗人杨炼、芒克一起发起成立了“幸存者诗人俱乐部”。俱乐部定期举办沙龙聚会,还出了一本刊物《幸存者》。1991年春天,他又与芒克、孟浪等人创办了诗歌民刊《现代汉诗》,数年内共印行了9期16卷。

    “虽然之前做过一些诗歌活动,但都只限于国内;在更大的视野中,许多问题会看得更加清楚。”在唐晓渡看来,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之初,经过两三代人的反思和探索,中国当代诗歌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育,“2000年前后,各种条件似乎都已具备,中国当代诗歌面对的是更广阔的空间,现在它有足够的底气进行跨国界的全面对话了。”

    “帕米尔”是一种高度

    2005年,唐晓渡与诗人西川共同发起成立了“帕米尔文学工作室”,创设国际诗歌交流平台“帕米尔之旅”;2007年,工作室改称“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原有项目得到拓展,并衍生出包括中日、中英双程交流,“帕米尔文化周”,“中国/ 东欧诗人、作家对话”等系列活动,又创办了《当代国际诗坛》和“中坤国际诗歌奖”,还做了“两岸老诗人‘留住’”项目,等等。“听起来有点眼花缭乱是不是?”唐晓渡笑笑说,“但宗旨始终如一,那就是:民间、高端、国际。”

    “帕米尔”一词最初取自当时中坤旗下的一本杂志《帕米尔人文地理》,一部分起因是觉得“帕米尔”一词所引喻的高原气质与工作室所定位的“民间、高端”暗合,同时,帕米尔地区历来被视为人类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也与“国际”相契。“谈诗歌,必须要有一个高度”,唐晓渡说。

    2006-2007年,“帕米尔”联合日本思潮社共同举办中日当代诗歌双程交流活动,双方出席的都是些顶尖的诗人。活动让两国诗人化解了彼此的陌生感,增强了双方相互了解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收获了丰硕的成果。日方代表、著名诗人辻井乔感叹说:“我参加过太多的国际诗歌交流活动,但没有哪一次像这次这样精彩,直探本质,而且毫无阻隔!”迄今为止,这次活动仍是唐晓渡最为满意、自豪的一次诗歌活动。“不仅面对面,而且心对心;不仅完整、深入,而且细致、充盈。很难得!”

    一系列活动的成功,让唐晓渡看到诗歌国际交流的必要与可能,也坚定了他将诗歌活动定位于高端的执念。虽然因种种原因,研究院已不复存在,但“帕米尔”作为一种原则和尺度,仍然活跃在唐晓渡心中。“有人指责‘帕米尔’太阳春白雪,脱离群众,对此我的态度是虚心听取,不敢受用。普及很好,但我们只想做我们能做的。‘帕米尔’是一种高度。”

    诗歌从内部照亮并指引生命

    三年前,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唐晓渡、杨炼和两位扬州本地的朋友一起,动念要在故乡扬州“重新发明”曾屡次轰动一时的“虹桥修禊”。历史上的“虹桥修禊”由清代著名诗人、时任扬州推官的王士祯于乾隆元年首次发动,并盛行于康乾年间,声誉最隆的一次竟吸引了全国七千余名诗人唱和。那么,“重新发明”后的该项活动,还能如三百多年前那样,成为一时盛事吗?

    “无论就规模还是影响来说恐怕都很难,我们也从未这么想,许多方面不好比也不必比”,唐晓渡说,“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血脉的传承和发扬。‘修禊(xì)’本是一项初民广泛参与,意在消灾祈福的祭祀礼仪,其核心是布诵禊词,也就是通过诗沟通天地人神,后来才演变为文人雅士的集会。重新发明后的‘虹桥修禊’复活了一套相应的仪式,这很重要。我希望既能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呼应‘修禊’的初衷,又能配得上诗。”

    “活动再激动人心也是短暂的,关键是能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颗恒长的诗心。”在唐晓渡看来,现在的诗坛越来越趋于行业化、派别化,诗歌原有的本质与功能正在慢慢退化。“诗歌从内部照亮并指引生命,理应成为生活的核心部分。”

    人人心中都有诗意

    “北京文艺网华语国际诗歌奖”也是近年唐晓渡投入较多的诗歌活动,目前已进入第二届的评选流程。与某些文学评奖更倾心于结果不同,这个奖项的评选更注重过程本身。通过轮流值班,阅读加精和自由跟帖的制度化方式,评委与投稿者在整个过程中始终处于透明、公开的互动状态,由此形成传播在某种程度上胜于获奖的预期效果。这个奖项的投稿在网上的征集、展示时间长达10个月,再加评审、颁奖2个月,整个活动持续一年。“这种方式突破了既有评奖机制的束缚,更能体现诗歌的自由本性,并使评奖过程同时成了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

    “来稿量这么大,出乎我们的预料!”唐晓渡说。首届“华语国际诗歌奖”共收到参赛作品8万余件,大大超过同类评选的来稿量,来稿诗歌平均水准较高。“好诗在民间,一点没错!”“华语诗歌奖”的成功举办让唐晓渡对中国诗歌未来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其实,人人心中都有诗意”。

    近年来,有关当代诗歌正经历边缘化,诗歌创作裹足不前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唐晓渡有着自己的判断:“90年代以来,首先是一批经历了我所谓‘孤独的成熟’的诗人及其作品的存在,然后是一批继起的优秀诗人及其作品走上前沿,表明当代诗歌依然有着足够强劲的发展势头。相比之下,表面的虚荣越来越微不足道。”

    访谈

    记者宋磊

    诗歌文类化是对诗歌的污辱

    读+:从上世纪80年代初,您就开始了诗歌评论工作,30多年来,您的诗歌评价体系有没有发生过变化?

    唐晓渡:变化肯定是有的,但我更想说这是一个不断深潜的过程。

    从诗歌评论的角度说,我们首先要想清楚的问题就是:诗歌存在的根据是什么?诗何以为诗?为什么一定是诗?这些问题很多人没想清楚,包括我在内。所谓“深潜”,换句话说就是越来越黑,越来越糊涂。当然也有过似乎了然,或自以为了然的瞬间,更准确地说是幻觉。

    读+:您认为诗何以为诗?

    唐晓渡: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生命/语言存在;一种包容着种种可能性,却只能寻求唯一的实现途径的情态;来自沉默而归于沉默,不可言说的言说;作为一种雕刻混沌,或为混沌赋形的方式。诗与人类文明和人自身同构,也可以说互为母体,相比之下,所谓“文化”则是次一级的存在。诗人面对的不是已经了然的世界,而是混沌未知的世界,并且,他只有在进入并为之赋形的那一刻,才能、才配被称之为“诗人”。因此,诗歌创作必须不断返回其原点。因此,我坚持反对把诗歌文类化、行业化。这是对诗歌的污辱。

    读+:在这种认识下,好诗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唐晓渡:没有人能够提供一个通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好诗标准,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标准。如果一定要说,可以谈谈它的底线,或“必要条件”。一般来说,判断一首作品是否足够“好”时,我会注重两点:首先,它是否提供了新的经验、新的发现?其次,它是否创造了新的语言方式,即揭示未知的方式,好诗应该揭示更多的未知。

    很多“诗”其实根本配不上诗

    读+: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阅读和审视诗歌作品?

    唐晓渡:人们往往倾向于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诗,比如说政治的、道德的、伦理的、文化的等。这些当然都可以是诗歌内部的构成元素,但诗自有建立在它自身存在根据上的尺度。所以,评价诗歌时要注重其整体性,切忌使用单一的尺度,并持有反省之心。诗对我们是有要求的,于是就要经常问自己:“你的写作配得上诗吗?”

    现在的很多所谓的“诗”,其实根本配不上诗。

    读+:21世纪已经过去了14年,这段时间里,中国诗坛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唐晓渡:比较突出的是网络诗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及到写作方式、传播方式和评价系统等。

    在媒体主导文化的时代,商业化、娱乐化甚嚣尘上,而诗坛也不能绝缘其外。一方面,诗歌不断被媒体事件化,似乎一部诗歌史就是诗歌事件史。这是对诗歌的绑架。另一方面,一些诗人摒弃深度而追求平面化,对他们来说,诗歌更像是一种抓眼球的工具。

    读+:新世纪以来,中国诗坛涌现出如“梨花体”、“下半身写作”、“脑残体”等风格流派,而且流派众多,这与上世纪80年代诗歌的“多元化”似乎有一种相似。

    唐晓渡:表面上相似,骨子里未必。上世纪80年代诗歌浪潮风起云涌,更多是诗人们寻求精神自由、探究诗歌可能性的表现,他们具有反抗意识,与现实保持着紧张的关系。而现在的标榜者多的是些“小玩闹”。如果他们如他们所宣称的,也在反抗什么的话,那也更像是在反抗某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有的甚至是对时代风尚的迎合、顺应和利用。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还是要看作品,同时看变化。

    这个时代不乏大诗人

    读+: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热是否并非诗歌存在的常态?

    唐晓渡:上世纪50年代之后的近30年,中国诗歌积压了太多太大的能量,突然在思想解放的历史语境中集中爆发,就造成了那股热潮。这当然不能说是诗歌的常态。

    相比之下,上世纪90年代以后,诗人们沉静在喧嚣之后的反思之中,在一种深潜的状态写作,受众也没有疯狂地追随,回头来看,当代诗歌最重要的一批作品大多诞生于那个时期,这种状态就要正常得多。

    真正的“常态”更多取决于诗人的定力。北岛曾在最不常态的情况下写过一句最常态的诗。他说:“不,渴望燃烧,就是渴望化为灰烬,而我们只求静静地航行”。

    读+:在您看来,新世纪的中国诗歌有没有什么可喜的现象?

    唐晓渡:有啊。比如写长诗的诗人越来越多,而真正有份量的长诗作品也络绎不绝。随手可举的例子就有杨炼的《叙事诗》、欧阳江河的《凤凰》等等。长诗的繁荣始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现象的长盛不衰可以称得上诗歌对历史的某种对称性的回报,或许还可以算得上当代世界的一个小小奇迹。这些诗不会有很多人去读,但这些作品自身的存在显示了巨大的意义。20年前我曾描述长诗为:巨大的精神奢侈品——无论对作者还是读者来说都是如此。今天不必说就更加奢侈了。我甚至要问:这个日益功利化、眼球化的时代配得上这种奢侈吗?

    一首成功的长诗更像是一种启示性的存在,它启示我们在思想的荒漠中回到诗的本源。

    读+:上世纪80年代,诗坛涌现了一批知名度较高的诗人,如北岛、顾城、海子等,但进入新世纪,能被大众津津乐道的诗人寥寥,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唐晓渡:一方面,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多关注时尚文化、消费文化,“娱乐至死”的势头明显。这是一种“散神”的状态。另一方面,真正优秀的诗人更加深潜,专注于自己的诗学问题和意识到的可能性。他们不甚在意读者的接受度,更不会去迎合。

    理想的阅读和写作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90年代之后二者之间分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不是诗人水准出了问题,而是创作和阅读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读+: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不乏大诗人?

    唐晓渡:已故诗人骆一禾在论及诗人昌耀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们的悲剧不在于没有大诗人,而在于大诗人很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却看不到。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到了,却拒不承认。更可悲的是不但不承认,还要竭力诋毁……

    以诗论诗

    记者宋磊

    唐晓渡的办公室外是京城的一派车水马龙,他闭紧窗户,在电脑前专注地审稿,旁边是一摞摞厚厚的打印稿。见到记者,他礼貌地微笑着说:“请坐一下,马上就好。”

    眼前的唐晓渡儒雅随和,声音低沉,言语逻辑清晰。面对记者的提问,他一一认真回答,而且由表及里,分析深刻。因讲得投入,有时,一根烟在手里攥了十几分钟,竟没点燃。

    因为有“肚里能撑船”式的大度,诗人芒克喜欢称唐晓渡为“肚子”。访谈中,记者发现,用“肚子”来形容他对诗歌的见解同样合适。谈起诗歌,唐晓渡有太多可说的东西,和他近3小时的谈话,内容涉及诗歌史、文学史、诗学、存在哲学等,这印证了他的一句话:“诗人应该尽可能让自己知识广博。”

    “希望我的批评文章和活动能配得上诗”,唐晓渡说,21世纪后,诗歌网络化、商业化严重,一些诗歌流于空洞和浅薄,对此他不愿直接批评和指责。“义正辞严的姿态不适合诗人”,他希望做到的是呈现另外一种可能,发掘更多真正的诗,去平衡、制约,让喜欢诗的人能有更多选择。这在他看来,这便是以诗歌的方式去评价诗、推动诗。

    采访过程中,唐晓渡接到一个电话,对方邀请他参加一个诗歌活动,他婉言拒绝了。“这确实是个矛盾,花这么多时间做社会活动会影响我的写作,有时让我非常焦虑。”

    作为诗歌工作者,唐晓渡对文字表达自然持有严谨的态度。他告诉记者,前一段时间,一家媒体在采访他时断章取义,文章标题篡改了他的本意,这让他相当恼火。“希望你们的采访不致出现类似的问题”,他笑着说。

    一个优秀的诗歌工作者,把持言语的严谨、表达的适当,无疑也是他真实性情的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