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修复越来越得到城市重视，它们被赋予新的商业元素，同时也被认为是存续城市文化根脉，增加城市文化辨别度的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街区需要保护，如何保护才有文化意义，是这个过程中提出的两大问题。

    ◎采访嘉宾

    无意识纪念物是生活的历史

    求知：近年不断有城市学者提出“城市文化危机”的概念，指出城市在其文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难以保持自身城市的文化形态、文化元素等的独立性、多样性和自主性。从城市建筑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城市文化是什么？

    周卫：对城市而言，城市历史性演进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对城市人有意义的那些历史性空间，就构成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空间意义上，城市文化往往以“纪念物”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纪念物”分两类，一类被称为“有意识纪念物”，人在建造它的初期就赋予它了特定的纪念意义，比如中山陵，人民英雄纪念碑；另一类是“无意识纪念物”，即虽然建造初期人们并没有赋予它特定的纪念意义，但在使用过程中因为与特殊历史事件相关，经过历史积淀逐渐产生了纪念意义，因此原本属于“无意识纪念物”的普通建筑（群），演变成了纪念性建筑，拥有了文化价值，首义广场的红楼、汉口原租界片区的历史建筑都属于这一类。

    在对待“有意识纪念物”和“无意识纪念物”的态度上，人们往往重前者轻后者，这极易造成对城市历史建筑的忽视，使城市集体记忆在不经意中流失。实际上，前一种纪念物有可能因为政治等原因要么登峰造极要么彻底被否定甚至被毁灭，而后一种纪念物的文化价值会随着岁月流逝变得越来越高。

    求知：“无意识纪念物”具体怎样承载城市文化？

    周卫：“无意识纪念物”传承城市文化最自然和理想的途径，是让日常生活在历史性空间中得到延续。这里的历史性空间既包括历史建筑，历史性街区，或历史性片区。

    举例来说，汉口原租界片区的历史建筑，在多次社会变迁中，承载了一系列历史事件，历经了多次空间转型，因此被赋予了多重城市意义。但原租界建筑建成初期完全是功能性建筑，它一度被认为是代表半殖民、象征屈辱历史的空间载体，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开始正视这段历史的两面性，租界历史建筑对于中国近代建筑的积极意义和示范作用也日益得到承认。最重要的是，原租界历史建筑中的大多数，当下仍承载了现代城市人的日常生活。

    历史生活空间的价值往往被低估

    求知：造成独特的城市文化流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历史性空间的改变就会带来城市文化和城市记忆的流失？

    周卫：不完全是。发展就意味着变化，城市化进程必然面对变化，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应对变化。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慢》中提到，“在慢和记忆之间，快和遗忘之间有一个秘密的联系”：慢的程度和记忆的强度直接成正比，快的程度和遗忘的强度直接成正比。对一个城市来说，它变化得越慢，城市人对它的集体记忆就越强，变化得越快，城市人对它遗忘的速度就越快。

    举例来说，武汉的汉正街我们课题组做过多年的研究，大量研究是针对跟踪人的生活轨迹和空间的关系展开的，其中一项是研究汉正街的门牌号码。

    我们知道经过规划过的片区的门牌号码是非常理性的排列，可能从东往西从小到大按顺序排列，它象征着一个理性的城市空间逻辑，与现代人的理性是吻合的，但在汉正街找不到这个规律，它的门牌号码是无法用这一逻辑来衡量的，某种程度上说是乱的，它无法预判。这来源于汉正街自发自建发展的过程，所以汉正街的逻辑不是城市规划的逻辑，它是一个自然生长的城市片区样本。

    门牌号这个历史线索在后来的汉正街改造中消失了，在有序替代无序的过程中汉正街人心理空间认知和定位系统也随之消失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也仅仅是汉正街无数社会文化因子中的一个。这个例子是说，这些历史积淀下来的空间符号，一旦空间载体不复存在，它蕴含的文化意义也被一次性的抹杀了。

    求知：怎么认定这种历史性空间的文化价值，有没有一个标准？

    周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文化遗产”的认定，但文化遗产等级非常高，所以近些年国内外有学者提出了“世间遗产”的概念，定义那些和普通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与鲜活的日常生活有关联的空间，这类历史性空间的文化意义有的并不低于经过官方认定的文化遗产。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国内的一些老街区，往往是被低估了。

    求知：是不是所有的老街区都需要保护？比如武汉也有很多脏乱差的城区感觉没有什么保护的价值，的确需要推倒重来。

    周卫：当然，绝不是所有的老街区都需要保护。尽管所有的历史性建筑都有纪念性意义，但这种纪念性价值是大小有别的。建筑都有其固有的生命周期，对于一般的已经接近使用年限的建筑，或是变成危房的建筑，让其自然消亡，或是有规划的推倒重建这都没有问题。但对于一些特别有纪念价值的建筑，即使变成了废墟也有保护的必要。

    最好采用渐变式的“柔性介入”

    求知：是不是对历史街区的改造要格外慎重，不能太快？

    周卫：欧洲城市的成熟理念是“在城市上建造城市”，“在城市上复写城市”，也就是在承认“都市人为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建设。现在包括武汉在内的很多国内城市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对一些历史性街区的保护已经变得非常重视，开发也变得非常慎重。

    城市有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我们认可并引导它的自然、渐变式的生长过程，远远好于短时间人为干预产生的突变。当然城市改造的“渐变”好过“突变”并不是绝对的，在西方城市理论中，当大量资金短时间内注入一个区域时，会产生“空间生产”效应带来繁荣，比如武汉的光谷等片区。但这种发展模式适合一个城市新区，而历史性的老街区仍应以“渐变”式的保护更新为主。

    求知：比如上海新天地、武汉天地的改造，保留了一些历史建筑，也为现代人提供了文化娱乐的场所，这样的改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标本？

    周卫：具体到这个项目，更多的还是侧重于它的土地价值，虽然也有部分历史建筑片段得以保留。对于这种改造更新模式，上海新天地是典型的“空壳化”了的范本，因为它的物质载体还在，但空间内涵整个置换掉了。

    这涉及空间的社会属性问题：谁来使用它决定了历史性空间的文化意义，这意味着一群人和这个空间形成的固有联系，我们常说故土难离。现在原有的空间置换成买卖的空间，虽然空间还在，但只剩下了一个布景。

    虽然这个项目对于商业价值和城市片区发展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但对于历史性街区本身文化承载还是有遗憾的，商业价值和文化意义这对矛盾要处理好必定需要智慧，实际操作起来确实有难度。

    求知：如果要完全留下老城区的生活形态，是不是里面的住户也最好不变？但可能里面的住户不会这么想，因为他们也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城市现代化了还一定要求他们住在老社区里，是不是也不公平？

    周卫：人和空间的联系能延续下来是上策。我们曾经去老街区里做调查，很多年轻人想搬走，但上了年纪的人往往不想搬，所以对于不同群体来说，想要留住城市记忆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其实无论是老人家还是年轻人，最根本的愿望是“能有改善”。实际上要“改善生活”，除了推倒重来，更好的途径是采取渐变式的方法去介入改变，这就是我们说的“柔性介入”。

    我们曾对老社区里老百姓的“加建”做过长时间的跟踪调查，发现有一些不合理的加建，但大部分的加建都非常有智慧，解决了很多生活难题，我们把这些内容归纳总结下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做一个修正性的设计，将做得合理的保留，做得不合理的从专业的角度基于解决问题的思路去帮助它修正。

    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实际上微调就可以从空间质量和生活品质上都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而老街区历史性的要素和反映城市文化的东西还是能得以延续。

    速读

    城市规划

    要回到“为了谁”

    ——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丁甲宇副题引题题一题二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完成于1961年，时值美国城市迅速扩张以及其他城市战后大规模重建。在建筑和规划领域内，理性主义、现代主义和功能主义泛滥成灾。建筑师和规划师们信奉物质空间决定论，只注重千篇一律的物质实体的设计与建设，而忽视了空间的社会属性。那个时期建设的城市只能提供居民居住和工作的场所，人们的心灵与情感却游离于城市之外。

    在这样的背景下，简·雅各布斯反思了一直以来统治着现代城市规划的正统理论，认为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的建设破坏了我们的城市。正如她在本书开篇所讲“我要抨击那些统治现代城市规划和重建改造正统理论的原则和目的”。这也奠定了全书反传统甚至反规划的基调。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与传统的经典规划文献存在明显的不同。书中没有高深的理论支撑或者公式推导，只有那些饱含激情的言辞和大量生活化词语。正是由于这点，雅各布斯和《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曾受到了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的蔑视和抨击。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雅各布斯写作的角度并不是规划师——城市空间塑造者的角度，而是城市居民——城市空间使用者的角度。因此书中大多是对城市生活各种细节的观察，并以一种感性压倒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最大的意义在于它纠正了长期以来城市规划错误的价值取向，让人们意识到服务于城市居民才是城市规划的根本目标。一般认为，从1898年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开始，城市规划便摆脱了主要用来显示统治者权威或张扬规划师个人审美情趣的路径，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宗旨。但到了现代主义时期，规划师们已经把全部心思花在如何做好规划上，而忽略了为谁做规划这一根本问题，因此也就有了一座座看似壮观雄伟实则缺乏活力的城市。

    与现代城市规划所注重的那些生硬的色块和枯燥的指标不同，雅各布斯认为城市就是社区里那幢上了年代的二层小楼，或是街边的那个修车的师傅，甚至是两个熟人在巷口寒暄。城市规划应当是这样精细到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正如雅各布斯在书中写道，“必须改变对天翻地覆地剧烈变化的追求，形成一种连续的、逐渐的、复杂的和精致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雅各布斯将城市规划从那些自诩为“精英”的规划师们构筑的高台上狠狠地推下来，让所有人知道城市规划就是一个如何让人们更好的生活的学问，并且它无处不在。

    中国正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产生了许多与四十年前的美国城市相似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通过阅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认真反思我们所理解的城市、城市规划和城市问题。城市仅仅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建筑、道路和景观么？它应该是一个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复合的动态的、多样的、复杂的和矛盾的事物。城市规划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带有终极色彩的那些图纸吗？在我们承认了城市的复杂性和过程性之后，应该将我们的精力更多用于考虑产生这些过程的因素并采取循序渐进的措施引导它的发展。雅各布斯认为，城市问题是一种“有序的复杂性问题”，我们需要去伪存真地探究表象背后的规律。

    “城市永远不会成为艺术品，因为艺术是生活的抽象，而城市是生动、复杂而积极的生活本身。——简·雅各布斯”

    （作者为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院城市规划师，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