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本是顺乎自然法则的事。而在湖南省涟源市中医院，这样瓜熟蒂落的自然节奏被强行打破，落得了生死两隔的结局。这起事件，不是最近发生的，它甚至比去年发生在陕西安康镇坪县的“怀孕7月孕妇被强制引产”案，还要早。之所以到现在才引起媒体关注，因为这位被强制引产的妈妈，在今年6月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其家人怀疑和强制引产有关。

2011年11月1日，怀胎七月的龚起凤，在湖南省涟源市中医院被强制注射了引产针，剧烈疼痛30多个小时后，她和丈夫见到了已经死亡的孩子，后者被护士装在一个白色塑料袋里。而在当天，龚起凤检查结果显示：“宫内孕7个多月，胎儿为活胎”。在术前诊断书上，有“干部吴谭清证实”的手书签字，而“吴谭清”为该镇政府工作人员。

2009年2月，21岁的湖南浏阳姑娘刘丹，在预产期即将到来之际，被当地计生部门强制引产，造成大出血，母子双双殒命。当时在医院的镇计生办主任，在家属拒绝在手术前签字的情况下，却坚称自己可以代表镇政府签字，出了事由他负责。

我们记忆犹新的安康镇坪县强制引产案中，在当地医院里，冯建梅（孕妇）被要求在术前谈话记录上签字，“我不愿意，他们就用枕头蒙住我的头，两个男的，一个捉住我左边，一个捉住我右边，右手被捉住写字，另一只手被强迫在按手印。”

上面这样的事实不胜枚举。例如2011年1月18日临海新闻网就报道：白水洋镇仅在去年5月份，就组织外出追逃行动11次，完成社会抚养费征收33.05万，落实补救措施11例，其中引产11例。

这些不停上演的强制引产悲剧本不该在医院发生。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如果医生和医院能依法办事，本不可能有强制引产这回事。…[详细]

从医学上讲，中晚期终止妊娠（大月份引产）属于风险性比较大的手术，仅限于自然终止或胎儿畸形、孕妇身体不适于继续妊娠等情形。对大月份孕妇强制引产，也有违医学伦理。

干了不光彩的事，却很少受到舆论的指责

每当这样的惨剧发生，对计生政策扭曲执行的抨击少不了，对计生工作人员的愤怒少不了，但是，对医生、医院的责难几乎没有，更别说苛责了。

在医患矛盾严重的当下，这似乎不正常。遥想2007年，北京朝阳医院里“丈夫肖志军拒不签字手术致妻子难产死亡”成为热门新闻，人们还对一些医疗程序锱铢必较。而在那些基层医院里发生强制引产这样赤裸裸的违法违规行为，却进不了人们的视线。

医生（院）违法强制引产，源于没把被引产者“当人看”

按理说，哪怕是出于自我保护，医院也应谨慎对待强制引产

终止妊娠的手术风险相对较大，尤其是中晚期终止妊娠，容易出现很多意外，包括羊水栓塞、大出血、难产、子宫破裂、子宫穿孔、产后感染、继发不孕、甚至死亡等多种危害孕妇生命健康的后果。一旦出现这些情况时，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将面临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的追究。

人们印象里，现在的医院和医生害怕医疗事故，如履薄冰，所以才会有上述朝阳医院不敢给孕妇做手术导致母子丧命的悲剧。

医院解释：“以前还跑别人家里揭瓦呢”

那么，为什么医生和医院会不顾最基本的医疗守则和医学伦理，甚至也不顾自己的风险，去施行强制引产呢？涟源中医院胡院长解释说：“过去几年可能操作不是很规范，以前我们涟源的计生工作，跑别人家里揭瓦的都有，但现在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了。”

套用《小兵扎嘎》里的一句台词，这样的解释言下之意就是：老子过去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要钱，吃你几个破西瓜还算个事。

在医院看来，那些被计生干部扭送而来的农妇，并不是医疗卫生守则中所指的“患者”，自然也不需要考虑什么医疗程序和医疗责任的问题。

也难怪医院如此，基层被引产妇女本就没有被视作正常公民

岂止医院，司法部门眼中，也没有把在这些被强制引产的妇女看做法律中可被侵害的客体。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我国刑法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此罪的，从重处罚。

把一个孕妇强制带走，摁在手术台上引产，从哪个角度看也触犯了刑法，但是从未有一起强制引产事件被追究刑责。在安康强制引产事件中，尽管全国哗然，上上下下的政府部门也出来表态要严肃处理，但最终结果也不过是几个干部被撤职、警告、记过。

在这种环境下，指望医生和医院有顾虑也不现实，毕竟连直接负责的计生干部也只是被罚酒三杯，哪还轮得到追究医生和医院。也难怪人们注意不到涉事医生和医院的责任，毕竟连老虎都看不过来，谁会注意到苍蝇？

该如何让医生（院）守住底线

现阶段，至少要让医生（院）感受到舆论压力，觉得“怕”

不可否认，有些情况下，医生选择走向强制引产的手术台，可能是医院领导的意思。而医院领导，就是当地的政府官员，自然更可能和计生官员、更高级的领导沆瀣一气。那么，在行政命令下，如果医生被要求做一些与职业道德或伦理相违背的事，会如何“抉择”？

如果医生认为自己去做了，不用担责；而不做却可能受损害，那么他当然最大的可能是突破伦理规则去做，毕竟大多数人都是俗人。

所以舆论一定要给医生和医院施加压力，让他们明白自己有可能会被追责，至少会被谴责，在下次面对“抉择”时要好好掂量下天平的另一端。就像涟源中医院胡院长所说，以前还去揭瓦，“现在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点进步，不就是在舆论多年的催逼之下才取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