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的陈永强是计划生育的积极响应者，一年多前却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儿子，而他和妻子都已步入中年。对于他来说，钱不是问题，难以过去的是心里那道坎，是迷茫，是希望的轰塌，他的人生似乎已从主流中掉队。

同样感受到这种悲伤的还有80岁的老人叶时五，他拼搏到中年才娶妻，老来得子。失去了独子的同时，他的人生似乎也没了意义。

失独母亲的心理负担则更为沉重，面对记者，她们大多沉默，逃避关于孩子的话题。

7月1日起，佛山市“失独”后未再生育的夫妻每人每月扶助金提高至800元。

新规一出，引来好评的同时，也再次引起人们对失独家庭的关注。

根据相关数据估计，目前我国每年15—30岁独生子女死亡人数至少有7.6万人，由此带来的是每年约7.6万个家庭的分崩离析。佛山市计生部门认为，目前尚不适宜公开佛山失独家庭数量。

幸而，已有少数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开始关注失独家庭的未来。

一对失去独子的中年夫妇

陈健威身高1.8米，平日里身体很健康，2011年时正在读高二，成绩不算差，在佛山市南海区的九江中学排全年级200名左右，保守估计能上本科。但如今，他只是印在上访材料上的一张肖像。在他的家里，“陈健威”三个字已经成为了敏感词。

2011年11月，陈健威蠢蠢欲动想去征兵，还参加了体检，但是父亲陈永强认为“高二当兵，实在是太早了”，就劝他缓一缓，等高考结束后再说。

陈永强没想到，此后儿子再没有机会了。一个月后，即2011年12月12日，南海九江中学高二学生陈健威在学校组织的千米长跑中意外猝死。

独子去世时，陈永强和妻子谢琳（化名）都已经43岁了。为节育而上环17年后，谢琳的一边输卵管已经堵塞，要自然生养，似乎不太可能了。

寒风中独子离世

1994年，南海九江镇柳木村，陈健威出生了。当时，阿威的母亲谢琳是城镇户籍，父亲陈永强是农村户籍，按照计划生育政策，他们不能生育第二胎，而为了执行这政策，柳木村规定超生家庭全家不享受分红。

每年每人1000来元的分红对做汽配生意的陈永强而言并不算什么，但他是个老实人，很认真地执行政策。他的妻子谢琳上了环，他们给陈健威办了独生子女证明，陈健威便成了独苗，成了陈家三代单传的男丁。

2011年11月5日，阿威上高二，他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次中段考虽有略微进步，但并未达到理想中的层次，总分与前100名相差30分，而这30分完全可以拿回来……错在一些“鸡毛”（小问题）上。

这个独子是陈永强和谢琳的“全部希望”，但陈永强说自己“从来没有奢求他有很远大的理想”，只是知道孩子成绩排全年级200多名，按照九江中学每年考本科的人数，肯定能考上本科。孩子喜欢写作和经济学，曾发表过文章，也曾说过今后要读经济学，他们夫妇俩也支持。

“我们赶到，救护人员在脱手套，准备离开现场了。那是农历十一月十八，天很冷，只有12℃左右，我们都穿着棉衣，而他（陈健威）却躺在操场的草地上，上衣被撩至胸前，没有任何东西遮盖，也没有任何东西垫着，就那样躺着。”寒风中，独子离世的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陈永强的脑里。

“天崩地裂。”不带商量、不带迂回，儿子就走了，陈永强这样形容自己的世界。

这个家不能绝后

“空白，要填补。”无奈，陈永强只好搀扶着妻子，去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做试管婴儿。

2012年5月12日，第一次，失败。

2012年12月22日，第二次，失败。

“为什么都不成功？”陈永强问医生。医生用笔圈了圈病历本封面上的一个数字：44。那是谢琳的年龄。

医生还提到，谢琳太悲伤，这样很难成功。

儿子突然离世，谢琳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悲伤得不能自已。她不再到制衣厂上班，情绪很不稳定，几乎离不开陈永强，见到孩子在路上骑着自行车，就眼湿湿。

“不想做人了，死都唔怕”，“要出去给车撞死”——这样的话常被谢琳挂在嘴边。

陈永强的父亲，一个喜欢聊天、写毛笔字的老人如今也变得沉默起来。像珠三角的其他老人家一样，他曾喜欢去喝早茶，但这个习惯在陈健威走了之后，似乎也没有了。他的亲家说，有时候约出去喝早茶，他也是一语不发。老人不想陈家绝后，有时会念叨：“媳妇，你什么时候再生一个啊？”这给了谢琳很大的心理压力。

“你去找别的女人生吧！”陈永强说，妻子跟他说过这样的话，“那不是把她往死里推吗？我要是那样，这个家就垮了。”

第二次做试管婴儿失败后，陈永强反思，觉得自己太着急了，要给妻子一段喘息的时间，因而选择了暂停。

做试管婴儿，谢琳要打催卵针。“这种针每次要4万多元，当然，钱不是大问题，但针水毕竟属于激素，会伤身，会让她虚胖，而每次试管失败也会对她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陈永强说，妻子现在很害怕再去。

陈永强决定再去做最后一次试管婴儿，“如果还是失败了，我真害怕她会垮掉”。

终于买了养老保险

“（陈健威）从小学到高中的书都被他整整齐齐摆放在书桌上，还用塑料纸遮住防尘。”这个细节陈永强很爱提及。在儿子离去之后，这些书被捐给了有需要的人。

不过，他们留下了孩子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学生证以及校牌。翻开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看见内里贴着的小儿相片，身材高大的汉子忍不住流下眼泪。

他们留着这些东西，是想要一个说法，一个道歉。

“就这样在学校没了，事发前，明明有学生看到他脸青唇白，让他不要再跑，老师却依然鼓励他‘坚持，坚持，加油，加油’。”陈永强和谢琳心里怪学校和老师，要学校和老师正式道歉，却一直未遂。

诉诸法律，历经一审、二审，法院均判决学校无任何责任，申请重审，也被驳回。陈永强说自己累了：“每次看到判决结果，半个身体都凉了”。

“不刺到肉，就不知道痛。”丧子之痛，陈永强说，别人或许能同情，却不会知道究竟有多痛。

“一堵墙，我肯定能将它一拳打穿。”这个没有了孩子的中年男子说。

在家里，陈永强不再主动提起儿子，除了法院一审开庭，其后的二审、申请重审，他都只是把结果告诉家里而不让他们参与。上访的事情，也瞒着家里人。

9月2日，是陈健威的生日。陈永强说，那是一家人最难过的日子。

问及2012年的那天他们是怎么过的，他回答了五个字：“拿包纸巾过。”然后陷入长久的沉默。

还有就是清明，一家人无限悲戚。

如果有可能，陈永强说，他会像超生的家庭那样，在年轻的时候再生几个，只是这些可能已经不再可能。

陈健威去世后，陈永强才给自己和妻子买了养老保险，“以前儿子在，总想着迟点再买”。

失去养育了17年、承载了他们全部希望的独子，他们面临的可能是老无所依、无人送终，尽管他们还在对试管婴儿抱着一线希望，但也依然担心：“孩子成人之后，我们都已经60多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