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91岁的杨振宁和58岁的莫言之间展开了一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杨振宁于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莫言则于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两位诺奖得主的领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可是当他们站在同一个讲台上的时候，老诺奖得主对新诺奖得主充满了好奇，连续抛出五个问题，让台下的观众见识了科学家的无限好奇心，也感受到了文学家的机智幽默。

    “如果把爱迪生忽然请回来，在21世纪生活一星期，什么是爱迪生最新奇的？”活动一开始，谈到科学家与文学家在想象方面的区别时，杨振宁突发奇想，抛出了第一个问题。莫言短暂考虑了一下，答道：“我想我们用的手机会不会让他感到不可思议呢？”这句回答让杨振宁乐了起来：“我同意，手机比《封神榜》里最奇妙的东西还奇妙。”

    杨振宁认为，科学比文学简单得多，文学显然要比科学复杂。他说，科学家往往会对一个问题思考很久，常常是灵机一动才能找到新的方向，并享受着豁然开朗的快意。借着这个话题，老先生第二次发问：“对文学家而言，是不是也有顿悟的时光？”

    这回莫言老实作答：“也是，也是。”他解释说，小时候听说门捷耶夫是在梦中发明了化学元素周期表，作家也会在梦中和偶然情况下找到灵感。他以自己的作品《生死疲劳》为例，这部小说的叙事结构，其实是在参观古代壁画时受到的启发。

    话题逐渐深入，杨振宁的提问也采取了单刀直入的方式。第三个问题：“你和我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你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大学教授的儿子，但是我们都走向了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我和美国物理学家得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原来，他想问的是莫言领奖前后的感受。

    “我和任何人的感受都不一样。”莫言戏称，自从得奖之后，自己被放在聚光灯下，“变成众人研究的科学对象了。”他说，“有人判断我这个器官有问题，有人又说我那个部位有问题，大家干脆不把我当人了！”至于自己领奖时的感受，莫言这样说：“我没有想什么，我是个观察者，看瑞典国王、王后，也看他们身后的两个女儿，当然，我也看台下我的女儿、太太。”

    对话开始涉及到民族性的问题。杨振宁先是说出了自己的切身体会，他觉得与其他民族的科学家不同，中国科学家更务实，不容易走极端。随后，老先生把这当做第四个问题提给了莫言。对此，莫言回答，中国传统文化集中表现了民族性，而当代作家无疑遗传了这样的基因。“表现民族性就要研究国民，就要塑造人物性格，寻找到人物的普遍性和典型意义，这样会使更多的读者从中发现自己。”

    眼看着对话进入了观众提问环节，杨振宁依然兴趣不减，抓住最后时机对莫言提出了第五个问题：“你是如何成为讲故事、写故事的人的？”莫言保持着他的幽默之风，他说自己从小是个喜欢听故事的人，而在给别人转述的过程中难免添油加醋。而最后变成了写书人，是得益于上了五年小学，学了500个汉字。他提到，自己辍学之后没书看，恰好手头有一本《新华字典》，于是天天翻看，还背了一些生僻的字，“我书中那些华丽的字都是从《新华字典》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