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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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香港奇迹”的产物

浏览次数:1726      日期:2013-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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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4月25日,《明报》头版刊出金庸执笔的社评《自来帝皇,不喜太子》,当时正是林彪红得发紫的时候:

    任何皇帝都想自己千秋万世,万寿无疆,所以天性上不会喜欢皇太子。立皇太子,就表示自己随时有驾崩之可能。中国人对这种不吉利之事,向来极为犯忌……

    昏庸的皇帝不喜欢皇太子,不在话下,但即是最英明的皇帝,也不喜欢皇太子……

    同一天的副刊上,他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已连载到708段,江湖上正在“比武夺帅”,杀得难分难解。

    《笑傲江湖》模糊了年代,并不是有意要映射“文革”,但他天天关注内地的时局动向,不经意间受到影响。“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他的笔下是江湖还是江山已并不重要。他直言,在他心中任我行、东方不败,还是左冷禅、岳不群,都是政治人物, 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都有,在别的国家也有。

    1966年以来,林彪一而再地出现在他的社评中,自1967年起他就多次作出这样的预测。另一个经常成为他社评话题的就是江青,他多次预测“算老几”的江青,在毛泽东身后“不知往哪儿躲”。当时,内地权力舞台上波诡云谲,熟读《资治通鉴》的他一面有着极大的热情,另一面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时局动向,风吹草动,一点一滴,几乎都没有逃过他那双眼睛。 1967年1月18日,他的社评《“大家都是在一口锅里吃过饭的人嘛!”》,题目用的是朱德为彭德怀辩护的一句话,他对彭德怀、朱德、贺龙等元勋的处境、命运深表同情,他说,这句话包含了无数的往事,无数的血泪,比之“煮豆燃豆萁”这首诗,有着更多的不平,更多的辛酸。

    1973年6月22日,他在《江青的裙子是“解放装”》 社评说,“文革”以来,千篇一律都是男女不分的“解放装”。裙子出现在公众场合,起码是八年来第一次。江青穿着灰色、齐膝的中庸裙,上身白色披肩,配以同色的手袋和皮鞋,相当雅致大方而美观。“女子爱美乃天性,能够在服饰上求多采多姿,确是人生的乐事。……江青的长裤不是‘解放装’,她的裙子才是真正的‘解放装’,使全中国的妇女能从公式化的制服中解放出来。”人们认为这是大陆自由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进步,外国记者无心欣赏美国访华篮球队的技艺,而专注她的裙子。

    自1959年5月20日在香港创办《明报》,“十年辛苦不寻常”,他想起十年前《明报》创刊的第一天,他在九龙尖沙嘴那间小小的编辑室中曾写下:“如果我们能多报道一些社会上美好的事物,如果我们这份小小的报纸能增加读者们生活中一些喜悦,那将使我们感到很大的幸福。”他在《创刊十年,亦喜亦忧》社评说:

    十年后,《明报》已不怎么小了。然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这十年来却历尽了苦难。我们企图报道整个世界、中国和香港的进步和幸福,但不幸的是,十年来报纸的篇幅之中,充满了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眼泪。

    十年来,吞噬数千万生命的大饥荒,席卷内地的“文革”波涛,在《明报》都留下了深深的辙痕,香港也经历了1967年的“五月骚动”,他本人成了暗杀名单上的六个人之一。

    到1969年,《明报》已摆脱初创时的艰难,俨然成为一张大报, 严肃的思想文化期刊《明报月刊》、娱乐性的《明报周刊》,以及海外的《新明日报》先后创刊,明报集团粗具雏形,《明报晚报》即将诞生。他从事武侠小说创作已有十几个年头,大部分作品都已完成。他恳切表示:

    我们相信,读者们喜欢《明报》“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作风,赞同我们“明辨是非”的办报方针。这方针和作风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只希望,《明报》今后能有更多令人喜悦的消息向读者们报道,希望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中,今后会有更多的欢笑,更少的忧伤。

    虽然未来还有不确定的因素,但《明报》日销10万份以上,从零起步,聚沙成塔,已在香港站住了脚跟,《明报月刊》则在知识分子当中受到尊重。

    他两手写文章,一手写武侠小说,一手写社评,在现实的家国世界和虚拟的江湖之间纵横自如,在知识分子和市民大众中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在高度商业化的殖民地香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白先勇很早就在台湾岛上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射雕英雄传》当作那个年代的“天书秘笈”,却多年没有将金庸与《明报》的查良镛联系起来。(白先勇《香港奇迹》,1989年5月20日《明报》)

    作为一个报人,他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手创《明报》,他的社评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老《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有幸亲沐胡政之等一代报人的教诲,虽然为时很短,却长留在他记忆的深处。老《大公报》人最特殊的一点就是他们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面对日本强敌入侵时如此,二战以后,民族尊严遭到伤害时也是如此,无论这一伤害来自远邻美国,还是近邻苏联,更无论他们立国的价值观如何。这一点以后在他身上也得到了体现。1972年4月25日,他发表社评说:

    “人类目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增加生产,因为总生产早已够了。最重要的事,是怎样使全人类和谐相处。在这件事上,中国人应该当仁不让,因为任何外国都不及中国的经验丰富。

    “我们如果存一种自省精神,对中国人的民族性作自我批评,必须承认,一般说来中国人远比外国人狡猾、诡计多端。这正由于中国人累积了数千年的经验,深知人性的弱点,因而善于利用别人的贪婪、虚荣、骄傲、好色、愤怒等等七情六欲。但另一方面,我们重视温情、家庭、亲谊、友谊等等感情,人与人之间少走极端,不爱打官司,不喜欢做到无法转圜的地步。“仁义孝友”等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大家未必能做到,但都知道是好事,认为理应如此。”(《毛泽东应超越马列》,1972年4月25日《明报》)

    他的大量社评传递的是中国立场、中国情结。但他是殖民地香港的产儿,有香港才有金庸,是香港成全了他。有人问起他“文革”时的敢言,他淡然表示,“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说几句真话毕竟算不了什么。”当时毒骂他为“汉奸”的人,有些也许是身不由己。他的言论若有人敢在内地提出,方为真正的勇者。(《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12页)他多次表示,香港虽是殖民地,新闻自由却是很充分的。(《明报月刊》1973年10月,41页)

    他是一个色彩复杂的人物,年轻时学外语,山顶道宽大的书房里摆满了外文精装书,但他很少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的小说、政论都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他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国主义”情结,和香港商业社会的特质。1949年就到过的香港的白先勇(1937— )说,香港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更是一个世界奇迹,香港人凭什么创造出这个奇迹来,简单的答案恐怕是,香港人享有了其他华人地区罕有的自由:经济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了自由,人便有了无限的可能,人的聪明才能发挥到极致,香港人便可以无中生有在这块弹丸之地聚集起惊人的财富。“多年来,当海峡两岸铁幕深垂,戒严令森森的时刻,香港报纸一直是黑暗中的一盏探照灯,穿过重重封锁,将我们民族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揭露于世人的眼前。新闻自由的确是香港弥足珍贵的一个传统”。《明报》“也是香港奇迹之一”,金庸就是这个“香港奇迹”的产物,或者说,他参与创造了“香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