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国之安危，民之存亡，无不与这些文人的生命史、创作史息息相关。他们以身报国，慷慨赴死。这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感召之下，中国文人作出的必然选择。

    王朝迅速地不得人心，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中国历代王朝，在其画上句号时，总有遗老孤忠、文人学士等为之身殉，演出一番壮烈。但在清朝，反响实在寂寥。按道理，这样一个统治中国近300年的异族王朝，在其谢幕之时，总该有几位运筹帷幄的决策之士，执掌国政的机枢之流与国同难才是。但翻遍历史，却不见一个王爷或大臣为之上吊服毒，抹脖自尽；没有一个都督或总兵为之举枪自杀，饮弹身亡。《清史稿》最后一章《忠义十》里记录的，也只有直隶青县诸生张传楷，山东益都人孙方楷，福建龙溪人王乘龙，江苏江阴人赵彝鼎，江苏高淳诸生施伟等，区区八人，真是可怜得很。

    这其中最堪玩味者，第一，无一天子脚下之人为爱新觉罗朝舍命亡身；第二，没有一个满洲人的后裔，为其祖先的江山变色痛不欲生。难道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果然养尊处优以致百无一用，彻底颓废而假作痴呆？这便是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中指出的：“元代不重儒术，延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在赵翼抄录的殉难者名单中，除了一个蒙古籍进士外，全是汉族的读书人。看来，外来统治者治下的元末、清末，殉难者寥，死节者少，是情理中事。

    尽管如此，还是有主演这出“末日节烈大戏”的挑大梁者。谁也想不到，那是两位既非翰林，也非学士的文人：一为梁济，二为王国维。因之，辛亥年大清王朝的曲终人散，颇有点草草了事，不免有点凄凉。

    这两位以死效忠大清王朝的文人，其选择的自杀地点和自杀方式，首先就不能令人振奋。梁沉于北京西城积水潭，无壮烈可言；王溺于颐和园昆明湖，更谈不上豪雄，与屈原投汨罗江，老舍跳太平湖，竟如此殊途同归，让人不禁感叹中国文人之无奈。再则，他们殉节所选择的死亡时间也不免太晚，大有黄花菜已凉之感。通常，国亡时殉国，城破时殉国，拒降新朝殉国，复辟失败殉国。二位文士之死，梁为公元1918年，斯时民国已6年；王为1927年，斯时民国已15年了。时过境迁，已无耸人听闻的意义。

    不过，遗老们编撰的《清史稿》还是给二位留下了几行记载，将两位定性为殉国之士、义民——史家总得找出两位忠义殉节之士，点缀一二吧！以末代皇帝溥仪为招牌的小朝廷，还装模作样地赐谥追褒，这种关起门来当皇上的自得其乐，当然是一种黑色幽默。其时，人们早已淡忘了脑后曾经拖着辫子的时代，那些曾做过大清王朝的臣民，如今又成为中华民国的百姓，照旧吃他的炸酱面，喝他的二锅头。正如闻一多诗《死水》所写：“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这个王朝如此迅速地不得人心，才是真正的悲剧。

    为何这两位殉清“义士”没有在民国纪元开始时马上杀身成仁呢？我想，首先梁、王在清廷这架统治机器里，自忖乃微末之士。一向谨慎行事的他们，不能不考虑，抢这个效忠就义先行者的死誉，会不会有出风头之嫌？其次，我不敢武断这两位是否抱苟活之心，存侥幸之意，但最终走到这一步，其实已不完全是初始的以死明志，而是杂以对新朝的彻底绝望，以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烦恼。也许，死才是最好的解脱。

    只有江山社稷，才值得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明末，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随之而痛哭失声者，悲愤莫名者，仓惶出逃者，以死殉国者无数，偌大的京城一幅末日景象。其中那些惨绝人寰的死节场面，令人不忍卒读。

    朱由检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不大被责备的亡国之君，甚至连李自成、顺治都为他讲好话。虽然他性格上的缺陷，诸如猜忌怀疑、刻薄寡恩；他政策上的失误，诸如措置失当、用人多变等，加速了明亡的步伐，但万历年后注定亡国的命运，不是他所能改变。崇祯上吊煤山，着实震撼了中国人。所以，“吾君之痛”成为全体中国人之痛，这也是明末殉难者前赴后继的缘故。

    宋末同样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壮烈的殉难场面。公元1279年3月14日，先败于辽，后败于金，再败于元，前后坚持了三百余年的大宋王朝终于到了覆灭的一天，亦是南宋末代皇帝赵昺的最后一天。今日读明人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的“二王之立”末段，尽管时隔730多年，犹能感受到帝国末日那“日暮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的情景；感受到敌酋压境，大海茫茫，命悬一发，生死绝杀的恐怖气氛。其时，元将张弘范兵分四路，包围住已逃亡到海上的南宋朝廷以及十数万军民。崖山之役后，与这个小皇帝共同赴难的殉国者达10万人之多。“（张）世杰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军中，旋谋遁去。（陆）秀夫恐来舟不得免，又虑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从，秀夫因帝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夺港，乘昏雾溃去。余舟尚八百，尽为（张）弘范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这是何其骇人的场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最惨痛、最残酷、最血腥、最英烈的国殇。

    次日，彤云密布，天色昏暝，海面上一片浮尸，随浪起伏，崖门外生者呐喊，魂兮归来。“元卒有求物尸间者，遇一尸，小而衣黄衣，负诏书之宝，取宝以献弘范。弘范亟往求之，已不获矣，遂以帝崩报，年九岁。杨太后闻之，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遂赴海死。飓风大作，将士劝世杰登岸，世杰曰：‘无以为也。’登舵楼，露香祝曰：‘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风涛愈甚，世杰堕水溺死。”

    史臣陈邦瞻曰：“区区奉二主为海上之谋，固无救于亡，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虽然宋朝已是昨天的历史，但宋朝的志士仁人，不会因国灭帝亡而终结其精神上的向往。同样，也不会因江山易主而转变其信仰的忠诚。或许，与异族文化格格不入的宋朝文人，更有其不变的主旨，坚守的信念，有明确的疆界和清浊的分野。虽经过岁月的淘洗，疼痛会消失，记忆会淡化，但这种对于中国人精神熬煎的民族灾难，却是铭刻在心，不会遗忘的。这也让我们真正理解了中国人的节烈观：帝王不过是一个国家的符号，只有国家、民族、江山、社稷，才值得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赵翼在《陔余丛考》一书的《六朝忠臣无殉节者》中考证，宋以前诸朝，做臣子的有点类似公司雇员，你是老板，我忠诚于你，你不是老板，我就不必忠诚于你。也有个别的效忠者至死不渝，忠诚于旧老板，但绝大多数对改朝换代不觉得有何不妥，向“新老板”表忠心，也都视作正常。“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实由儒学昌明，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则《诗》、《书》之有功于世教，匪浅鲜矣”。赵翼的结论是：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据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称，南宋末年，为了抵抗南下的元军，从长江流域节节败退到南海之滨的大宋王朝，守土将士，郡县官吏，普通民众，其尽忠报国之心、不屈不挠之志、宁死不降之贞尤为强烈，他们一直战斗到这个王朝的最后一天。翻开南宋王朝最后几年的历史，字里行间渗透着鲜红的血，辛酸的泪。我们能够随意地谈到清末民初的梁济和王国维之死，不会有切肤之痛；然而，对于宋末元初的文天祥、谢枋得之殉难，却不能不怀着极大的崇敬之心肃然待之。自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侵略我国以后，中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精神上得以自强自尊的遗产，究竟还剩下多少？所以宋亡以后的这两位爱国志士，所表现出来的志节，也许是我们仅存不多的强心剂了。

    文天祥（公元1236-1283年），号文山，江西吉水人。崖山破后，元将“张弘范等置酒大会，谓文天祥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可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赴燕。道经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犹生，乃复食。十月，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罗等召见于枢密院，天祥入长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礼，可赘跪乎！’孛罗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项，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忠于宋室，以至于此，愿早求死！’”

    “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王积翁欲令宋官谢昌言等十人请释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就这个卖国贼的这句话，文天祥被押至柴市受刑。“天祥临刑，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谢枋得（公元1226-1289年），号叠山，江西弋阳人。“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一二八八）夏四月，时程钜夫至江南访求人才，荐宋遗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既而留梦炎亦荐之。”这大概就是汉奸和具有汉奸倾向的文人所特有的一种强迫症了。这和有了汉奸，必有狗腿子，有了买办，必有假洋鬼子一样，卖国求荣者，恨不得国人都与他同流合污；崇洋媚外者，恨不得国人都与他一起摇尾乞怜。“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一二八九）夏四月，福建参知政事魏天祐……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离嘉兴即不食，二十余日不死，乃复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积数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问太后攒所及瀛国所在，再拜，恸哭。已而疾甚，迁悯忠寺。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枋得怒，掷之于地。不食五日，死。”

    对这两位爱国文人来讲，他们所爱的家园，早就沦为异域，然而，他们至死也不放弃这一份爱，不割舍这一份精神依托，甘愿为这个不存在的故国，为这个失去的家园，走向死亡而无怨无悔。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文人，他们的生命脐带系于这片大地，他们的血脉律动，与炎黄子孙同步。国之安危，民之存亡，无不与这些文人的生命史、创作史息息相关。他们之所以以身报国，慷慨赴死，如鲁迅先生的诗所写“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义无返顾，不惜牺牲生命，其实，这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感召之下，中国文人作出的必然选择。其优秀分子，其杰出人物，在家国多难之际，都会迸发出一种高尚的爱国情操。

   爱国文人用血写成的篇章，永远是中国文学史最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