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杂志

　　[健康平安网]浦东珠玉在前，两江紧追其后，皖江、中原等络绎于途，曹妃甸、营口环伺于邻，凡此种种令天津滨海难得专美。滨海新区“被赶超”的焦虑具有高度的诠释意义：各类新区或迟或早均须挥别赶超心态，而应立足本地优势的错位竞争，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统筹中寻求长远发展之道

　　《财经》记者 陈燕

　　“新”滨海新区很快将迎来上交首份“年报”的时刻。

　　今年1月至6月，新区GDP达2250亿元，同比增长接近25.2%，创十年来最好水平。天津空港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曲华林乐观表示，无论GDP，还是工业总产值和税收等各方面，今年滨海新区都将全面超过浦东新区。

　　2009年10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天津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撤销滨海新区工委、管委会和塘沽、汉沽、大港区现行建制，建立起滨海新区行政区，辖区包括原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全境。在此基础上，此一“新”滨海新区将建立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从而成为真正的一级政府，而不再是天津市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

　　如今，这个一级政府治下的新区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道路上，是沿着老路数继续高歌猛进，还是试图在一条新路径上展开求索？包括重庆两江新区在内的诸多经济区横空出世，对其造成了何种影响，如何应对？

　　倏忽一年，滨海新区的变与不变，在外界看来均具有指标解析价值。

　　“得心应手”工业化

　　回头盘检滨海新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原因，知情人士的说法是之前新区下辖的三个行政区的区政府拥有完备的组织，在土地、人事等重大问题上都可自主决策，实质上与管委会形成“双向”决策机制，令管委会处境尴尬。加上功能区和行政区之间争抢项目造成重复建设，阻碍了滨海新区更快发展。

　　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曾用“五个问题”来概括滨海新区所存在的体制掣肘：一是规划难以统一实施；二是产业聚集效应难以实现；三是整体优势难以发挥；四是资源配置难以优化；五是管理效能难以提高。国务院在2008年3月批复的《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中，亦要求滨海新区“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既集中统一领导又发挥各方优势、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管理体制”。

　　除了体制掣肘的内因，2009年8月上海浦东新区“吞并”南汇区是滨海新区加速行政区划调整的“刺激性”外因。在那年8月8日闭幕的浦东新区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新浦东”提出，到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到5000亿元以上，这让滨海新区一时寝食难安。

　　新设立的滨海新区在区级建制上转身为区委、区政府的同时，对于治下的建制则依旧沿袭了“熟门熟路”的工委和管委会模式，其工作重心继续向工业化倾斜的意图不言自明。新区组建了两类区委、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一类是城区管理机构，成立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工委和管委会，主要行使社会管理职能，保留经济管理职能；另一类是功能区管理机构，成立九个功能区党组和管委会，主要行使经济发展职能。

　　这样的行政体制安排为滨海新区在2010年继续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充足的“盘子”。滨海新区发改委改革法规处负责人杨建解释说，塘沽、汉沽、大港三个行政区承担社会事务较多，但“并不是说不承担经济事务”，而九大功能区行使经济发展职能，“可以发挥规模优势，完善工业配套设施，有利于像南港工业区和临港经济区等特色功能区的产业整体发展。”

　　大手笔、大投入一如既往成为滨海新区快速发展的主动力，其中被当地官员冠之以“十大战役”的包括基础设施、土地开发、产业投资等多个项目，涉及总投资1.5万亿元，盘子之大令人瞠目。

　　目前，各战役指挥部相继成立，滨海建投、泰达控股、天保控股、海泰控股等几大集团军已投身战场，多渠道融资全面展开……”在滨海新区发改委的文件中，欣快之情溢于言表。

　　炙手可热存隐忧

　　9月21日下午，中俄东方石化(天津)有限公司1300万吨/年炼油项目(下称中俄炼油项目)奠基仪式在滨海新区南港工业区举行。

　　该项目由中国石油(10.69,-0.09,-0.83%)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与“俄石油”国际有限公司合资建设，总投资366亿元，中俄双方分别持股51%和49%，项目建成投产后的成品油生产能力将达到1050万吨。

　　此前1月中旬，中国石化(8.60,-0.08,-0.92%)天津100万吨乙烯及1000万吨炼油项目亦在新区全面建成投产。待中俄炼油项目投产后，两者相加新区炼油一次加工能力将达2800万吨，每年可生产成品油1637万吨，滨海新区将由此成为中国最大的炼油加工基地。

　　类似这样的石油和海洋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等主导产业，以及空客A320大飞机、新一代运载火箭等引擎项目，迅速构筑起新区现代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和高度。

　　据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介绍，近年来天津市把全市大部分工业项目摆放在新区，新区龙头带动作用日趋显现，“2007年－2009年新区生产总值增速分别达到20.5%、23.1%和23.5%，同期天津市实现了15%左右的增速。”

　　然而，这种“注入型经济”的可持续性正在成为一个问题。“天津包括滨海新区最大的问题就是‘注入型的经济’，外商投资在这里注册企业，形成新的生产力，但很少有自己的内生型企业，过去开发区90%都是依靠外资，现在我们提出来‘三资并重’，就是外资、国资、民资三资并重。” 原天津滨海新区工委副书记、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勇对《财经》记者表示。

　　一位在滨海新区打拼多年的大型民企老总更是向《财经》记者直言，北京是央企总部所在地，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也就是说，“北京吃‘国饭’，上海吃‘洋饭’，天津必须吃‘民饭’，依托民营经济脱颖而出。”

　　除内生性不足，滨海新区的工业化赶超战略也正日益面临周边地区后来者的同质化恶性竞争。

　　识者普遍认为，滨海新区所处的环渤海地区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并不是一个经济名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核心和龙头，也没有形成彼此相接的产业链，腹地重合与功能相似造成的同质化竞争比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更甚，“几乎都是依托港口发展大进大出的产业，如石化、钢铁、能源、装备制造等。”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说。

　　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唐山市曹妃甸工业区被人们视为“小滨海新区”，其怀抱天然深水大港，港口优势浑然天成，此外还坐拥首钢、冀东油田、开滦煤矿等大型企业。更为重要的是，曹妃甸距东北、西北等地的距离比滨海新区更近，所有这些为曹妃甸工业区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除了近邻曹妃甸的抢食，威胁还来自辽东半岛的后起之秀营口。营口港(6.52,-0.07,-1.06%)背靠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广阔的经济腹地，作为东北老工业城，营口市在冶金、石化、装备制造等重工业领域亦占有明显优势。数据显示，营口经济开发区各项主要指标已连续九年保持30%以上增速，财政收入连续三年增长50%以上。

　　“新区前有标兵、后有追兵，不进则退，小进也是退。”在滨海新区政府关于2010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新一届领导干部的“被赶超”心态表露无遗。

　　陈耀对当前这种开发区“诸侯混战”的局面表示忧虑。他认为应整合资源集中布局某一个开发区，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一个区域同时建设几个开发区会带来投资和产业布局分散，带不来经济效益。设立一个开发区就要把它真正做成功，标志就是形成产业集群效应，然后再逐步扩展，而不宜全面铺开。”

　　在李勇看来，由区域产业同构导致的主导产业同质化竞争不可避免，地方政府很难协调合作，“特别是周边区域，产业结构都差不多，考核指标也都一样，就得使出浑身解数把各种要素尽可能地往本区域集聚。”

　　事实上，滨海新区除了面对近在咫尺的曹妃甸、营口开发区等潜在对手羽翼日渐丰满的竞争压力，在过去的一年铺天盖地的区域经济规划潮中所孵化出的重庆两江新区、安徽皖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对滨海新区构成的压力亦不容小觑。

　　去年一年时间内，国家批准了11个区域发展规划，各地兴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热情也前所未有地高涨。“国家审批现在也没有一个统筹规划，我们在(全国)政协开会的时候讲就是两条，一看谁跑得勤，第二有领导批示，就能办一个特殊功能区。实际上这个事国家应该有一个统筹规划，我的意见是国家要做全国性的生产力布局，然后再去批这些特殊的功能区，否则怎么让我们错位竞争？”李勇说。

　　对于后来者的攻城略地，滨海新区试图通过抢占产业高地，促进高端、高质、高新产业发展来突围。9月1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再次视察滨海新区，对新区提出了五点要求，第一点就是要求滨海新区争创高端产业的聚集区。

　　天津市副市长任学锋对《财经》记者表示，过去几年时间，天津三产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今年天津第三产业比重已达45%，天津正从过去的传统工业城市，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相融合的地区。“任何区域经济发展，都有它各自的地缘和比较优势，关键是能否转化为竞争优势，滨海新区的竞争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任学锋说。

　　依然待解城市化

　　9月28日，首届中国国际生态城市论坛在滨海新区高调举办，主题是如何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这片曾经的盐碱荒滩开始向世人同时呈现出两番景象：一面是机器轰鸣、热火朝天的大工地，另一面则是建设宜居生态型新城区样板和典范的企图心。

　　邓小平在1986年视察天津时曾指出： “你们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

　　如今，“荒地”大多已成“园区”，在接下来的从“园区”向“城区”的转型过程中，滨海新区面临着如何充分发掘人口集聚潜力，克服居住与就业分离所造成的“开发区孤岛”现象，成功从“经济功能区”变身为“综合服务区”的诸多挑战，凡此种种均需通过完善城区建设、加快服务业发展、增强都市文化氛围等一系列措施加以实现，说到底就是如何提升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同发展。

　　杨建透露，“十二五”期间滨海新区将加快实现全域城市化和城镇化，即两条腿走路，一种是城镇化，即农民身份不变，土地性质不变，只是居住环境发生变化；另一种是城市化，农民身份和土地性质均发生变化，“离城区比较近的区域发展城市化的基础条件好一些，比如塘沽，它的历史比天津还长，生活配套设施和社会发展程度比较完善，将一步到位发展城市化。而汉沽等偏远地区，则需要城市化和城镇化结合起来发展。”

　　据李勇介绍，目前滨海新区聚集了大量外来人才和外来务工人员，住房问题非常突出，高房价已在客观上推高了滨海新区的综合投资成本，对新区竞争力造成了不利影响。

　　“一是在招商谈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投资商提出为企业高管和骨干员工解决居住问题的要求，如果没有好的解决方案，项目可能就会流失到廊坊、曹妃甸等与我们区位条件近似、但房地产价格较低的地区；二是已入区生产经营的企业，普遍反映因居住问题无法解决，造成企业骨干员工流失。”李勇认为，滨海新区建设用地相对宽松，未来推进城市化的空间巨大，完全有条件从增量上做足文章，可以考虑功能区以建设蓝、白领公寓为主，城区以建设保障性住房为主进行分工。

　　作为第一个国家间合作开发建设的生态城市，中新天津生态城自2008年启动建设以来就备受外界关注。

　　中新生态城管委会副主任崔广志表示，生态城主要服务于滨海新区的众多功能区，既为工薪阶层提供商品房，同时也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成本价格的保障性住房。不过，概念新颖的中新生态城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资源严重匮乏的盐碱荒滩上建设的住宅如何聚拢人气从而避免成为空城。

　　建设中的于家堡金融区，同样承担加快新区城市化进程的重任。天津新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波向《财经》记者表示，于家堡金融区要给大家提供一个感觉到城市化氛围的标志区，“一开始就要齐头并进”，完善各项城市功能，否则无法招徕国际顶尖级金融人才。

　　除了加快自身的城市化进程，如何实现与天津市区的“融城”，从而避免沦为经济孤岛亦是滨海新区无法轻忽的任务。2009年《天津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中曾提出 “双核”战略，即把天津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由主副中心变为并立“双核”。眼下旨在增强“双核”间沟通的天津大道等一批交通设施正投入修建。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师武军认为，“双核”规划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避免了“摊大饼”的“新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城市问题。

　　在任学锋看来，滨海新区不是要简单建成城区，还要强调发展先进制造业，成为技术创新的引领。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分析指出，短期来看，新区与老城区的主体功能明显有别，应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比如“老城区的科技、文化、教育资源是新区发展的重要优势和核心功能，随着新区经济快速发展，对包括港口管理、重化工业、金融等专业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多。” 长远而言，随着新老城区联系日益紧密，未来二者将逐步实现一体化发展。

　　2009年滨海新区GDP达3810.67亿元，增长23.5%，几占天津GDP比重的“半壁江山”。如何充分利用滨海新区发展的外溢效应带动周边区县发展，已越来越成为摆在天津主政者面前的重大挑战。

　　任学锋对《财经》记者说，天津市1900平方公里，1300万人口，滨海新区只有200多万人口，主要的人口还是集中在中心城区和各郊区县，“新区GDP占全市一半，我们当然非常高兴。但我们也不希望它比重太高，因为其他区县也要发展。因此，不单单要加快滨海新区的发展，也要加快中心城区和其他区县的发展。我们要做到三个层面联动发展，‘滨海新区龙头带动，中心城区全面提升，各区县加快发展’。”

　　本刊记者唐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