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与政绩观的转变

张严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讲师

课程前言

今天，我们交流的题目是生态文明建设与政绩观的转变。说到政绩，这是当前领导干部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什么是政绩呢？一般来说，政绩指的是从政者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绩效。政绩实际上主要是从政府这个角度来衡量从政的领导干部他的工作成就的，和我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政绩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在理解政绩的时候呢，不仅从政府角度，而且从老百姓的角度理解政绩。在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这个话题当中，我们所说的政绩，主要是从政府这个角度而言的，是一种相对来说可以进行衡量、评价，定量量化的一个东西。

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实际上，一方面它是人民群众评价党和政府的重要依据，另外一方面它是党委、组织部门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因为我们说一个领导干部干的怎么样，不能泛泛而谈，不能简单说是好还是勉强，还是不好，要从众多的干部当中选拔更上一级的领导干部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相对来说可以进行衡量也具有更大操作性的依据，这个就是政绩。因此政绩就是一把尺子，用来衡量领导干部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尺子，就有什么样的干部。所以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指挥棒，它可以用来引导干部的施政工作，甚至能够决定一个地区发展面貌。

今天我们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与政绩观的转变一起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现有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政绩衡量的主要问题或者说困惑。第二，是怎么来认识这些问题，就是怎么来认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绩考核评价问题。第三个，生态文明建设中如何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或者说是探讨生态文明建设当中完善政绩考核评价的路径。

一、生态文明建设中政绩衡量的主要问题

（一）GDP和生态指标的关系问题

1、案例

首先我们来看我们现有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政绩衡量考核方面有哪些问题？下面我们就从几个例子出发来探讨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谈到的是太湖的蓝藻暴发的问题。太湖被长三角一些城市视作长三角的“心脏”，确实，太湖处于长三角的“心脏”部位，也就是说，它像长三角这个三角形的中心，太湖地区在1990年后几乎每年发生不同程度的蓝藻暴发，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十分巨大。

并且在2007年5月，蓝藻大规模的暴发，由此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饮用水危机，席卷了江苏无锡，罪魁祸首便是太湖蓝藻。在这场危机当中，水样透明度为“零”，岸边的湖水像油漆一样浮在水面上，就像水面上铺上了一层宽约数十米的绿地毯。这样一种场面让人们震撼，在震撼之余人们还必须应对饮用水短缺的问题，因此，在无锡暴发的饮用水危机中，广大市民到超市去抢购瓶装水，以至于无锡市的大小超市饮用水被抢购一空，这是无锡市有史以来因蓝藻而暴发的最大规模的供水危机，因为这个危机，太湖的蓝藻问题被摆到了议事议程，被摆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

那么这些蓝藻从何而来？经过专家的分析，太湖的大规模蓝藻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工业污染，第二个是农业面源污染，第三个是城市污水污染，第四个是渔业过度养殖。

太湖流域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规模的蓝藻暴发?太湖流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城市化水平居全国之首。太湖流域内乡镇工业星罗棋布，非常发达，它以不到全国0.4%的国土面积创造着约占全国1/8，也就是12%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见这样一个太湖区域承担了过于沉重的发展压力。

当然这个太湖蓝藻暴发事件，实际上只是中国水环境污染的一个缩影。在2007年太湖蓝藻暴发的同一年，中国的一些主要湖泊，巢湖、滇池蓝藻相继暴发，中国进入“水污染密集暴发阶段”。当时还有报纸上的报道，说长江、淮河、黄河一年喝下的污水有380多亿吨，那么这些污水从何而来呢？为什么以前没有蓝藻的危机，以前没有大规模的水体被污染，而现在却会有呢，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就是由发展所带来的水污染问题。

根据环保部《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近海的海域水质总体一般，而劣四类海水的比例占到18.6%，在地表水淡水方面，水质情况不容乐观，对长江、黄河、珠江等十大水系的监测显示，黄河、松花江、淮河、辽河是轻度污染，海河是中度污染，另外还有27.8%的湖泊（水库）呈富营养状态，可见在中国除了高原上还有一些纯净的水体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纯净的淡水和海水。

2、问题

这就给我们提出来了生态文明建设当中政绩考量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如何来处理GDP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现在一个主要现象就是重GDP增长、轻环境保护。因为这样一种趋势，实际上他是长期以来经济建设过程当中形成的一种惯性所导致的，例如在日常的施政过程当中，领导干部经常说的话是“经济发展要上，环境保护要让。”因为在国家发展过程当中，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最主要的工作的重点，在发展过程当中，怎么来理解发展的实质，这就导致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领导干部把GDP的增长看成是唯一，也就认为要发展就意味着要增长GDP，要增长GDP，其他的指标，像环境保护啊什么的就只能先放到一边了，先达到GDP这个目标，然后再考虑环境这样一些目标，因此就导致了刚才像看到的蓝藻暴发这样一些现象，如果说一开始就同步的进行环境保护，就宁可牺牲掉一些发展，也要考虑对环境的影响，至少不会在2007年就看到蓝藻的大规模暴发。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GDP这样一种考核作为考核的目标，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GDP它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也是传统政绩考核最硬性的指标。因为要考察经济发展，GDP是一个便于操作的指标，也是至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最为广泛的考察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因此用GDP考察经济发展的成就，实际上是非常便利而且确实是有说服力的。在这样一种观念的主导下面，就出来了像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样一种局面。同样因为对GDP的追求，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大量的面子工程的项目，由此产生了大量浪费。比如说一个大型过程，没有经过全面的环评，也没有经过听证，就急匆匆的上马，而在上马几年之后又被考察为不合格，因此就在短期内把它进行拆掉，下一任官员来了之后又把上一任的工程下马，又建新的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就实现了拆拆建建，建建拆拆的情况，但是无论是拆还是建始终都与GDP相连的，因为拆也是GDP，建也是GDP，他们都带来GDP的正向增长，因此在这样一个GDP的指挥棒之下，各级官员热衷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因为它们直接导向的是GDP的增长。这样单纯地以GDP考核干部政绩，可能会跌入资源损耗、环境破坏的陷阱当中。

因此，在今天为了避免GDP所导致的陷阱，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多方面着手进行改变，要改变这样一种原有的传统的考核方式，要把原有的指挥棒变成一个更加综合的全面的考核手段，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来的，要“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这里面提到的就是意味深长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就是我们不仅仅看发展的怎么样，而且要看原来的基础怎么样，如果说原来一个地方本身是底子薄的，是基础差的，那么它取得一点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它的成绩，就是他大的进步，而如果有一个地方，它本身它的条件非常好，但是它取得的发展成就并不大，那么它的发展的绝对量很大，但是并不能以此作为它发展好的一个标准，还有像有的地方是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开发的，如果在这样一些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即便产生了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的GDP，总体而言它是对生态的一种破坏，因此这样一种发展也不是我们应该进行选择的。

还有在我们选择衡量评价指标的时候，既要看到显明的在面上的政绩，也要看到看不见的隐性的、潜在的政绩，有一些政绩，它不像高楼大厦，楼堂会馆，像面上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它是看不见的，比如说一个城市它的下水道系统，比如说农民的基础教育，比说老百姓的看病、买药这样一些事情，这些不是摆在面上，而是潜藏在社会生活表层之下的，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实际上它是潜绩，这样一些潜绩，它不能在当时反映出来，或者它不能在这个领导干部在任期间反映出来，而是要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它的正面效应才会反映出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把显绩，就是在面上的，大家都能看得见的东西当成评价的主要手段，而要综合考察显绩和潜绩，因此我们要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等指标作为重要考核内容，这就是对原有的政绩考核体系的一个改进、一个完善。

在这方面，国内学界也进行了较多研究，就是要在取消GDP考核、在新的政绩考核方面如何进行建构，在这方面我们要如何进行建构，在这方面我么也取得很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反映在了中组部出台的关于政绩考核的文件当中。

那么由此相关的是另外一个困惑，就是GDP指标和资源环境指标当中，谁应该处于主要地位，或者说在GDP指标和资源环境指标当中，什么样的取舍呢？在政绩评价考核中，还要不要考核GDP指标？如果不考核GDP指标，考什么？

（二）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问题

1、案例

那么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案例，讲的是国内一座现在已经资源枯竭的一个城市，这座城市是因油而生，因油而废。也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资源城市，它盛产石油，但是当石油资源经过几十年开采耗光之后，它成为了一座废城，因为石油资源枯竭了，它因为唯一的依靠石油资源而生存，当这个唯一的资源耗尽之后，失去了对一个城市基本条件、基本的资源的来源，因此它成了一座废城。

在这座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大楼被废弃，以前因油而生的大楼被废弃，这个城市它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就是说本来它是一个宝库，而现在它成为了一个垃圾站，一个毫无用处的空壳，那么这个空壳除了刚才我们刚才所说的城市之外，还有一些城市，比如2008年、2009年、2012年，我国分三批确定了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它们的未来该怎么走，它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方式，这个是我们应该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

2、问题

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之间该如何取舍的问题。就是这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它们也曾有过辉煌的过去，就是它们也曾经通过资源的获取享受到了高度的繁荣，就是他们这个当期利益，近期利益是满足了，但是满足了当期利益之后，它们所面临的是一个资源枯竭的未来，这里面就要处理一个“近期”和“远期”的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眼前的利益呢？我们能不能今朝有酒今朝醉呢？

这就给我们的政绩衡量呢实际上又提出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当前与长远的问题，当前的显绩与未来的潜绩的问题。同样相关的是一个干部任期的问题，因为当前我们的干部任期相对较短，而生态文明建设又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要产生出生态的政绩来，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这样就带来一个矛盾，也就是说生态政绩的长期性和干部任期的短期性之间的矛盾，有时候干部还没有干满一任，就要到另一个地方为官了，那么它所造成的后果由它的下一任去承担，他的生态政绩也留给了下一任，这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前人犯错、后人承担，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承受前任后果的是后一任，这里面就承担着一个责任问题，由谁来承担或者由谁来享受工作的成果呢？

在政绩考核方面呢，也就给我们带来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政绩考核当中如何处理长期和短期的问题，如何来考核长期绩效？当这个事情还没有发展出来的时候，从正面来说就是它的积极性的效果还没有产生出来的时候，从负面来说是它所造成的消极后果还没有产生出来的时候，怎么来衡量它的绩效，是把考核结果推到将来呢？还是说通过设置一些预先的指标反映长期的绩效，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

（三）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问题

1、案例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从2012年开始，全国的大中型城市很多都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雾霾的问题。《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3年全国平均霾日数为35.9天，比上一年增加18.3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雾霾的中心区集中在这样一些地方，京津冀、长三角，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是经济发达、人口聚集的地方，特别是在北京。

有人就把沁园春·雪改造成了这样调侃雾霾的一首词，在这个词中，有这样一句话，尘入肺，有不要命者，还做早操。可见，雾霾它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雾霾从什么地方来呢？根据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课题报告，它们指出，雾霾的原因它来自于北京、天津机动车、燃煤，比如说北京每年燃烧2300万吨标准煤，天津每年燃烧7000万吨标准煤，河北省每年燃烧2.7亿吨标准煤。北京雾霾成因中，外来输送因素占19%。除了燃煤之外，还有机动车，还有燃油等等各方面的综合因素。

针对雾霾，北京市及其周边省份提出来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 等，要通过各地区、各部门的协同治理来处理雾霾这个危机。

2、问题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局部和全局的问题，因为雾霾的造成实际上它不是某一方所造成的，它是由相关的涉事方、几方所造成的，这里面实际上就是多方的参与，怎么通过多方的参与来解决雾霾问题呢？这就涉及到了博弈论，就是我们要通过一种非零和的博弈来达到一种较好的结果，非零和的博弈是博弈论中间的一个术语，它指的是在博弈的各方当中，整体的后果是正面的，不会说有人得到利益，有人损失利益，得到和损失的相抵，最后总体的利益是为0 的，非零和是得到的利益和损失的利益相抵之后，还有利益，因此是非零和的。

实际上像北京等大城市的污染是跨界污染，体现了污染的外部性与单一行政区划污染治理或部门治理之间的矛盾；参与博弈各方被强制性地卷入博弈，而无法选择退出，任何参与者的行为都可能影响其他参与者；因此，各方只有合作才能达到环保的目标，才能给各方带来环境利益，在互利互惠基础上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人代表的是一个局部的利益，但是如果说它们指追求局部的利益，而忽视整体的利益的话，最后达到的结果是一个零和博弈，只有各方在考虑到自己利益的同时，又考虑到整体的利益，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非零和博弈。而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参与者的多元性使博弈的复杂性大大提高，就是说这个博弈是高度复杂的，它不是说一对一的，它有很多者参加，这样更容易使得合作的可能性降低，也容易产生各方之间的推诿，更多的人愿意搭便车，享受到改革、调整的成果，而不去进行这方面的努力。

刚才这方面的案例实际上涉及到关于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博弈，一般这样的零和博弈，原因就在于参与的各方重“局部利益”，而轻“全局利益”，更多的只看到自身的，而看不到整体的利益。那么造成这样一种只重“局部利益”，而轻“全局利益”的原因呢，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行为的外部性，也就是政府它只是外部进行整理、进行调控，而并不是参与的各方之中实际的进行博弈的，另外，政绩评价一般只针对本地区、本部门。也就是说，我作为本地区的领导干部，我只需要负责我本地区的发展就可以了，至于我本地区的发展对别的地区产生到了什么样的结果，造成了什么影响，那不是我本地区干部所要关注的，这就造成了以邻为壑、损人利已的行为倾向，就是我自己的整体利益是提升了，我的经济发展了，甚至我的污染也转移出去了，本地享受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但是，我的周边地区或者说别的地区因为我的发展承受了发展的后果，这就使得个别地区的利益是提升了，但是整体的利益并没有提升，甚至是下降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政绩考核它要能够对局部对整体产生的影响进行考核，能够影响到整体的利益不受损失。相应的，在考核的过程当中对我们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政绩评价考核中，如何强化对全局绩效的考核？

（四）探索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政绩考核

当前，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举国上下之共识。因此，社会各界都在探索，希望能够建立起一套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体系，来加快传统政绩观的转换。在这方面，各个阶层各个单位都进行了很多的研究，比如说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中国科学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北京师范大学的绿色发展指数，林大的省级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等等。这些指标体系比如说有从生态活力、环境质量、社会发展、协调程度、转移贡献等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的。

在实践方面有一些城市已经进行了先行的试点探索，比如不考GDP，比如综合考核，比如就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而言进行专项考核等等。另外还有一些部门和省份进行了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方面的具体实践，比如说江苏省就有《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工程》，浙江省有《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贵阳市有专门针对贵阳市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评价体系以及它的考核的方案，环保部它有“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指标体系及政策创新课题”。

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建设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说十八大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

2013年12月，中组部发出《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提出政绩考核要突出科学发展导向。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社会和谐进步、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同样对评价体系的完善也体现在了中共中央的《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当中，2014年1月，这个干部任用条例有这样的内容：考察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消化产能过剩、安全生产、债务状况等指标的权重，防止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价工作实绩。

实际上这样一些对原有政绩指标体系的完善，涉及到我们刚才提到的三个问题或者三个困惑，第一个就是GDP和 生态资源环境指标的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第三个是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

二、科学认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绩考核评价问题

下面我们就来深入的谈一下怎么科学认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绩考核评价问题。首先我们看一下如何认识刚才所谈到的三组变量的关系？

在第十二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李克强指出，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也是其前提。要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这实际上就说明，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来说，经济的平稳健康较快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适度的经济发展，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实际上不仅不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反倒会阻碍生态文明的发展。如果没有适度的发展的话，我们就无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平稳的转换，如果经济出现大的波动的话，实际上还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造成整个社会的不稳定，由此就会导致其他工作将无法顺畅的开展，同样生态文明建设也无法进行。

李克强总理还这样说到：“不唯GDP论英雄，不片面追求GDP，但这并不是不要经济发展的合理速度。”这里实际上针对的就是另外一种误区，也就是搞生态文明建设，就不要经济发展，或者说经济不发展了就是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实际上这样一种观点是片面的，并不是说经济不发展，生态文明就会提升上去，经济不发展了，有可能还会造成生态文明的、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这是我们要破除的一个误区，就是对生态文明建设来说，适度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这是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上所作的关于我们未来发展目标的说明，我们要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为什么？经济的适度发展是必要的。

但是经济的适度的发展就是以GDP作为唯一的衡量呢？这是我们需要仔细考察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都在于发展。离开发展, 就无所谓发展观。也不能提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

有这样一张图显示出来了中国09年到1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如果美国增长率为 4%, 中国增长率为 7%, 那么中国需要 118 年才能赶上美国。那么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后发国家的地位上，又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如果不能保证一个相对稳定的、适度的发展速度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工业化无法顺畅的完成，那么我们可能丧失我们目前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

而发展并不是说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们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那么这种发展不能以GDP作为一个唯一的指标。GDP作为一个指标，它虽然本身没有过错，但是如何更好的更科学的用好GDP这样一个指标，更加准确科学这样一个成果，使考核更加绿色，更加科学是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在将来一段时间内，GDP作为一个主要的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仍然是一个衡量大部分地区发展的关键性指标，那么怎么样理解这个里面的大部分地区呢？我们就可以从国家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上面来理解，我们现在的主体功能区规划把全国划分为了4种主体功能区，分别是重点功能区、优化的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实际上对于重点开发展和优化开发区，GDP将仍然是衡量这些地区的一个关键性指标，而对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来说，GDP作为一个衡量发展指标，它的作用将适度淡化，特别是在禁止开发区，GDP只能起到非常微弱的作用，因为对这些地区来说，经济的增长不是它的关键任务，对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来说，保持生态环境它的优美，保持它们作为生态涵养区的地位，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禁止开发区来说，经济增长要让位于生态保护。

因此，对我们刚才说到的三组关系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理解，第一，不能只追求GDP，也不能不追求GDP。这里面GDP的作用要因地而异，是对不同的地区，我们要进行不同的对待。第二，不能不追求短期利益也不能不兼顾长期利益。就是这个短期利益我们不能完全放弃，我们不能为了下一代人的环境而完全放弃这一代人的利益，这也是不应该选择的。但是我们在满足这一代人的正当的利益的同时，应该要兼顾长期的利益，要兼顾下一代人的利益。最后，我们要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不能放弃局部利益，同时也不能因为追求局部利益而放弃全局利益。

从历史阶段来说，从现有的发展阶段当中，当二者不可调和时，就是当发展和生态环境不可调和时，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要采取生态优先的视角，第二是一票否决制，比如重大环境安全事件，有一票否决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第三，因地制宜的原则，就是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不同。因此要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不同的对待。这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主体功能区的定位原则。一个地区它定位为这样一个地区，比如说定位为重点开发区，那么它就应该采取与重点开发区相适应的重点开发策略和相适应的模式，并且用与重点开发区相适应的评价考核体系来考察它的发展水平，而对于其他开发区，比如限制开发区，就要用与它相适应的评价考核体系对它进行评价。

因此政绩考核评价，需要体现全面发展的要求，需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要体现协调发展的要求。这些要求实际上在科学发展观当中都已经包含了。

三、生态文明建设中完善政绩考核评价的路径

那么针对我们前面所探讨的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完善现有的政绩评价考核体系呢？其实各地各部门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探索，这些探索给我们这样一些提示，这些已经有的一些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些探索它就具有阶段引导性，是根据发展特定阶段、区域或部门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阶段目标提出的指标构建框架体系和指标选择方案。就是它是根据这些试点的单位和部门它们的实际情况所定制的、所构建的，因此反映出来了它们所在的时空的特点和他们的具体情况。

第二，是这些已经有的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它分解到了经济、环境、社会甚至党的建设的各个具体领域，使生态文明建设更加明确化与具体化，同时也更具有针对性，就是能够针对各个部门进行操作，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

就中央而言，中央提出来的政绩考核的通知，就是《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就是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要看全面工作。要把政府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还要辩证地看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前任基础与现任业绩之间的关系。并且单独提出来对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就考核的程序和操作来说，文件提出要规范和简化各类工作考核。防止考核过多、过滥。

在现有的一些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面，我们还可以进行这样一些思考，我们不要指望政绩考核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它具有局限性,没有绝对完美的考核方案，也没有一个标准的方案，可以放到各个地方直接使用。因为政绩考核还不是一个像数学一样的精密科学，还有一些东西，还有一些未来的，未知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不能量化东西，没法作为精密考察的对象。因此，我们在进行政绩考核的时候，也必须遵循适度的原则，不能好高骛远，不能求大求全，不能把所有东西都放到政绩考核里面来进行考核。

第二个，是政绩考核要具有系统性。也就是说政绩考核不仅仅是在任的官员给他的一个打分，实际上它涉及到了考核的主体、对象、指标、程序以及考核指标的运用等等一系列的不同的程序和对象，因此，政绩考核它既是一个从源头到末端的全流程的过程，同时它也是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这样一个整体，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点来处理，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立体的一个时空的整体来考察。

第三，我们应该遵循一些什么原则来设计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到一个SMART原则，它是五个英文的首字母组成的，第一个是具体性（Specific)，第二个是可度量（Measurable)，第三个是可实现(Attainable)，第四个是现实性(Realistic)，第五个是有时限(Time bound)。这里实际上指的是我们要从可操作、可度量这样一些范围、目标出发来设计政绩考核在指标，而不能凭空想象，或者说完全照搬所谓的标准指标体系，而是要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一些具体状况，根据这里提到的五个原则来设计适合于本部门本地区的政绩考核指标，不能笼统的弄一个模糊的指标，或者不可获得的或者自己捏造的一些指标，这些指标应该是可以通过一定的努力可以达到的，而不是不切实际的指标，并且这些指标是可以观察到的，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并且这些指标的达成，它有一定的时限，不能说把这个指标推到无限期的未来来实现。还有一个简化的原则就是，第一个可量化，第二个是可比较，第三个是需要简洁。

生态文明政绩考核实际上它除了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之外呢，同样它也是一个思维方式的一种体现，那么要创立要完善现有的指标体系，现有的政绩考核实际上就需要有一种思维模式的转换，要实现思维的创新，把现在的一种短期指标、局部指标作用进行相对的淡化，而以前没有充分重视的指标，比如生态环境指标、教育水平指标、生态意识的指标，这样一些长期性指标、全局性指标，要适当的加大它的权重，要适当加大这些软指标的权重。

对这些绩效实际上选了软指标之后，还要有一个衡量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来我们衡量这些检测、这些结果呢，它有几种方法。传统的是一种产出测量，也就是看产出的绝对数量是多少，比较先进的一种考核评估的方法不再单纯的考察数量的增减，而是力图通过变化，通过动态的指标来考察绩效，比如说通过除法来替代加减法，把这种产出的测量替换为效率的测量。

比如说用生态效率来衡量绩效，生态效率是将GDP除以资源消耗来得到，这样一种衡量兼顾了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率的统一。这样实际上能够避免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能够将两者关联起来。

另外在生态文明建设当中，政府机关的转变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政绩考核指标以外，还应该运用多种的手段的，比如说调动政府、市场、社会等等多元主体，来促进现有的一种考核观念的转变。

在这方面，山西的右玉走在前面，他们县委几十年一棒接一棒的进行山区的绿化，森林覆盖率由 0.3%提高到52%以上，而且这种绿化是全民参与的，这样一种持续的接力被总结为右玉精神，实际上是用全社会的力量来实现生态文明的一种转型。

这和赫维茨提到的激励相容理论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利益和整体的利益是相吻合的，在这里面每个人的行为刚好就能够对整体产生最大的作用。

这实际上就能够将政府手段、经济手段、社会手段等等各方面的手段综合运用起来，能够实现个人利益和整体的生态效益之间的一种激励的相容，同时达到个体的目标、社会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个能够兼容各方面目标的制度体系，既能够起到约束作用，又能够起到激励作用，在政府方面，官员在达到目标之后可以升迁，政府增加收入，而且同时得到公众的认同，生态效益上去之后，整个社会都享受到了生态环境优化以后的红利，享受到这样一种生态环境的好处。